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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受了伤，大家缓缓撤回国道，发现路边已经横七竖八坐着很多浑身是血的同伴，多数都是被抓伤、砸伤，还有很多头上缠着绷带的，每个人都是一脸悲愤。我和阿轩搀着小胖，几个抬着担架的人过来把他接上开往医院的警车。这时候分局的人过来登记大家的受伤情况，大家都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怪他们没有提前通知我们采取防护措施。

也许是有关部门这才意识到事态的棘手性，大批的防暴警察乘着几辆“依维柯”赶来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防暴警察，清一色的黑色头盔在路灯下看着亮裎裎的，黑皮靴，个个手拿盾牌，腰间挂着匕首和警棍，和上一次在F国领事馆门口的装束完全不一样。

指挥官简单交待了一下任务，所有警察一声大喊：“明白了！”接着就列着方阵往村子里面开，皮靴打在地上夸夸作响。我们先是又羡慕又佩服地看着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警察的样子，后来才意识到还有三个同学没回来，也许已经被扣在村子里面，于是我们受了轻伤的几十个人也跟着队伍往村子里头冲，心想不管这次事件对错在谁，怎么着也要把被困的兄弟们先解救出来。

再次冲进村子，到处都是迎面飞来的砖头和石块，又有人被打伤，打人者也很快被防暴警察拉出来，反铐上押到外面。几个同学很快被找到了，他们倒在一个粪池旁，浑身是伤。

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路边休整，分局的同志给大家发了矿泉水和面包。我们无精打采地盘腿坐在国道上，一口气把水喝干，把面包垫在帽子里，因为很怕再冲进去面对漫天飞过来的红砖……

回到寝室，和大胖、大飞等人说了当晚的情形，大家半天沉默不语。

第二天，我们向教官请好假，去医院探望了小胖，他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头部只是被打破了点皮。

几天后，派出所来找小胖做笔录，据说打他的人被抓住了，打算告那人涉嫌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小胖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寝室的兄弟再次相聚时我们仍好讨论那个夜晚，大家都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看到《南方周末》里提到的那些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也会愤愤不平，时常把人文终极关怀挂在嘴边，可是为什么在那个夜晚，我们会向我们平素关注的那些弱者抡起拳头和警棍呢，难道正当防卫和职务需要就能作为辩解的理由吗？面对本来是非法移民的人们的要求，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和缓的解决之道？移民们为什么不尝试以行政救济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游行和暴力？

我们费解，又仿佛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得解。

二○○二年，再次经过当年的小夏村时，那里已经起了一片高楼，旁边是正兴土木的高尔夫球场和大型赛马场，来去匆匆的游人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三年前的某个喧嚣的夜晚，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经历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新训班宣布解散，我们按事先拟好的名单被分配到市公安局的各个部门：

大胖被分往安康医院，据说是去管理那些俗称“武疯子”的精神病患者。

二胖在江南分局派出所刑警队做内勤。

小胖去了技侦部门，做了一段时间外线跟踪员后改在机房工作，维护一百多台计算机的运作，他的梦想得以超标实现。

早早被分在江北分局看守所，担任管教干部。

阿轩被分入北岸交警大队，正式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二流警察，每天站在全市最繁华的路口指挥交通。

我和阿理光荣地成为了防暴警察，他被分在市局防暴支队第一大队，我被分在第八大队。和我们同命运的还有这一批六十多个兄弟。

只有大飞的分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他进入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公安宣传工作。

分配名单宣布后，我们就被命令收拾好行李，依次坐上各单位来接我们的专车，连互相告别和吃散伙饭的机会都没有。

坐在警笛呼啸的车上，回头看看在其间生活了两个半月的警官学校，我突然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新训班的生活仅仅是个过渡，真正的警察生活，才刚刚开始。

第二部分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巡警和防暴警察有什么区别，直到大熊向我们细心解释才明白巡逻民警处和防暴支队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平时武装巡逻做110警员，每隔六个月再转成备勤力量整编为防暴警察。得悉真相后自己心里窝火透了，真想仰天大叫：“他妈的，老子读了四年国际贸易居然被骗来当了巡警。”这时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