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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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