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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处理的——赵匡胤刚建立宋朝，到太庙祭祀，见祭器笾豆簠簋之类，陈列周详，他不认识，问这都是些什么？近臣汇报说是祭祀用的礼器。赵匡胤笑了：我祖宗恐怕也不认得这些，撤了吧。用日常的膳食祭祀即可。赵匡胤自己行礼完毕，却对刚才的近臣说：你们依然将刚才那些礼器摆上去，方便其他人来祭拜，不能因为我，让别人无所适从。

邵康节称赞赵匡胤：真是一个懂礼乐真谛的达人。（“达古今之宜矣。”）

这就是王朝初期的正能量核反应堆，帝王言行，大事小情，无不“达古今之宜”，垂范天下，上能推诚，下无逸口，国家呈现出兴旺的气象。

考诸往史，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来，无不是能量衰减的过程。再健康的事物，久则必然生弊，犹如衣服由新到旧，其污染肮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也会越积越多。比如，至明朝正德年间，单是宗室亲王就有30多位，郡王215位，他们的子弟还都是各种吃国家财政的官，消耗非常大。永乐时期就将这些宗室的俸禄大量削减过，显然当时已经负担不起了。到了后来更负担不起。国家机器其他部分的运转也都日渐冗繁沉重，如洪武初年（1368），锦衣卫官共205人。由于维稳和反腐任务重，机构重叠设置，到嘉靖八年（1529），锦衣卫官增加到了1700多位。弊端这个东西，具有疯狂生长的能力，拼命革除，尚且不尽；稍有懈怠，满目尽是，以至于连个正常参照都找不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弊端了。

明朝每个王朝出现的短期中兴，就是继位的皇帝奋力革除弊端，给核反应堆增添新的能量，能量所加，必然有腾旺的气象。

洪熙帝在位仅一年就死了，但其仁政所施，颇有成效。明朝帝王都学了朱元璋的坏脾气，疾恶如仇。洪熙帝刚继位，就下诏说：朕的脾气不好，如果过于疾恶，对罪犯的处罚在朝廷的法律之外，即过分干预司法，请司法部门再三执奏，劝说提醒朕。如果你们再三执奏，朕还是不听的话，可五奏；五奏还不听的，就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奏，提意见，你们把朕当成一个昏君、暴君来对待，直到朕同意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为止。这要形成一个永远的制度（“永为定制”）！

宣德九年（1434），朝廷想将位于德胜门外的教场，即京城的教场用于操练和检阅军队。因为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阅，所以德胜门外的教场面积有些狭小。皇帝派大臣去选新址，新址选在西直门外白云观附近。皇帝又派大臣去详细查看修建新教场的工程难度和估计预算。

大臣回奏：新址是很理想的。只是要拆迁三十六户老百姓的房屋，另外百姓种的麦子，还有桑树、枣树、银杏等果树都是成树，每年都给百姓带来一些收入；还有一些坟墓，有当地人家的，也有城里人家的，这些都要拆迁或平毁。尤其是旁边的白云观周围的土地，都是当地百姓用来种植纳税的好土地，这些，朝廷都可以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公共设施等名义拆除，给老百姓一点小小的补偿即可……

“行了！”宣德皇帝没听完就打断，让汇报工作的大臣别再往下说，他决定教场先不迁了，别折腾老百姓（“勿病民”）。

明仁宗、明宣宗两位皇帝在位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创造了明代的“仁宣之治”，可见皇帝稍微一认真，就很快见成效，犹如给核反应堆里增添了新的能量。

但是，后面的皇帝就基本上是消耗能量而非增添能量了。最后到崇祯皇帝时，明朝的核反应堆已因年久失修，坏了、泄漏了，不能使用，他想添都没法添。

至于有的短命王朝，虽号称王朝，但并不具备王朝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也没有什么反应堆，就是根蜡烛，还嘚瑟着，不停地折腾，迎风流泪，不加节制地燃烧，其消亡和覆灭就更不值得一说了。

洪荒版《慈禧传》

洪荒版《慈禧传》慈禧太后站在云端之上，面色慈悲：“我从百年之后来，口含天宪，演尽无数变化，为救天下苍生，立誓要让中华帝国屹立于东亚之巅，成就东帝之万世不拔伟业！”

众人欢呼：至天至圣慈禧圣人！

突然出现西方教教主维多利亚，维多利亚身披白色圣衣，头顶有一本金灿灿的书：权利法案，周身绕着纺织机，内燃机，和军舰等圣物，万众黑奴双手合十匍匐在地上，跪拜称颂不已。

又有东正教教主尼古拉丁大帝从北海之中出现，坐在冰封王座之上，手持黄金权杖，双头鹰翅膀一挥，卷起料峭北风。

“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