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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划的限制”113。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伟长，还对苏联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114。

历史学家雷海宗则从更广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尽管不无片面之处，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同一天《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尖锐地指出：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疲乏”，“研究批

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

所知”；

“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

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

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

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例下和资料

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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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3）

“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

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

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

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年革命问题。……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

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15。

不少知识分子对“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意见反映到中央，起初并未引起领导人的注意，如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11月26日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技术一边倒’发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16。直到第二年即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划，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象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117。这一文件纠正了“向苏联学习”初期把技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倾向，并且提出“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对苏联经验本身，则不言而喻的仍然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着手纠正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反冤假错案，围绕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的展开争论。到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判斯大林。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要引以为戒”118。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好的思想。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