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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2）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政权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更加不能“有了政权就有一切”，资产阶级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其政府在调节各阶级和阶层之间，政治与经济利益方面的社会职能，也日渐突显。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权统治下的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都不只是统治政权的占有物和附属品，而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最为革命的因素。正如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所言：“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11。

其二，“乌豆哲学”的影响。现代京剧《杜鹃山》的男主角乌豆有个理论，凡是为地主干过事的人都不是好人，都该打30大板。当别人问他这个给地主扛过长工的人是不是为地主干过事，该不该挨打时，乌豆无言以对。然而“乌豆哲学”的影响，却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成为笼罩许多老的科技工作者的阴影，他们被称为为反动统治政权服务的旧人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年代，才得以正式“脱帽加冕”，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如何给知识分子包括在旧政权下服务的老知识分子定位，首先是如何认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处于一个以简单工具从事生产的小农经济社会环境中，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往往重视体力劳动和直接经验，而忽视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与我们相比，具有近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对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要比我们的认识深刻得多。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就认为：“技艺之母是科学，而不是实行者的劳动”12。事实也正如此，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知识和新理论的提出与发现，往往不是直接来自实践，而是来自科学实验。如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产生，都是直接由科学实验所决定。恩格斯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3。“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4。

其次是如何看待脑力劳动者与统治阶级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一方面由于社会贫富对立而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分离，知识往往成为富人的奢侈品，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做为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生产者，他们和资本家与统治政权之间是雇佣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书中，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15，“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16。恩格斯则提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认为“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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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1）

20世纪前半期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并且在若干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五四运动时期，他们成为宣传“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以后，高举“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旗帜，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积极组织各种科学学会，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对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增进人们的科学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期成立的自然科学组织有20—30个，如：

中国科学社（1914年）；

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

中华医学会（1915年）；

中华农学会（1917年0；

中国地质学会（1926年）；

中国气象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