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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主义者的言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陈独秀还具体分析了国粹主义者的具体观点，如有人认为《大学》一书里的“生众，食寡，为疾，用舒”就是孔门经济学，陈独秀指出这一说法“不知近世经济学说，‘分配论’居重大部分，《大学》未尝及之；即‘生产论’及‘消费论’中，赞其劳力与时间问题，原则纷繁，又岂‘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简单理论所能包括？”　。李大钊则针对国粹主义者的悲观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认识论角度指出：“历史的演进，常见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　。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本身也有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缺陷，因此，对国粹主义的批评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如周作人在《罗素与国粹》一文中，竟然说：“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　。更有甚者，不仅主张把古典书籍统统扔掉，还要把汉文和汉字废除掉。

在启蒙思想家与国粹主义者激烈争执中，北京大学里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巨川）为光绪年间举人，曾倾向于维新派。辛亥革命以后，于1918年以徇情投湖自杀方式“提倡中国的纲常各教，救济社会的堕落”，而轰动社会。梁漱溟本人自幼入中西小学和顺天中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中学毕业后，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投入革命活动。1917年经蔡元培引荐，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不久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亦引起社会轰动。梁漱溟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同情儒学，似乎倾向于旧派，但又不是旧派中的一员。梁自己曾讲过：“所谓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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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4）

梁漱溟提出的新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对国粹主义的改造和发展。他在文化观上，把世界分为三种文化：一是西洋文化，“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它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当作改造对象，其文化以科学见长；二是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中国人“遇着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随遇而安，调节自我意欲，中国文化以玄学见长；三是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即“遇着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即取消“意欲”，印度文化以宗教见长。梁漱溟认为人类的发展面临三个大问题：一是人与物的关系，西洋文化重视科学，强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矛盾日渐突出，而中国文化提倡人自身的和谐，“父慈子孝”、“孝悌慈和”，比西方文化成功；三是人的情志问题，即要求生活而又淡化生、老、病、死，印度文化以宗教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

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其根本弱点在于，就文化谈文化，没有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是在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社会，肯定是不行的。然而，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却从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情志问题。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赞成梁的学说，却始终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热心。梁漱溟本人，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