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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喜欢和爸爸在院子里散步。我喜欢挽着爸爸的手臂，走过院子里坚硬的水泥地。我老是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爸爸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甚至可以因为这简单的把戏乐得出了声。

也许是感觉到爸爸总有些忧郁，我就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给爸爸听。爸爸如果回答我一两句，我就更加情绪高涨。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忽然感觉到谈话并不那么热烈。我就会茫然地注意到二号楼前面的两棵大树。是松树还是柏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们在北京浓密的工业灰尘里保存着的那么一点灰绿色，在清白的月光下，总在我心里引起一点忧伤和神秘。

有一次散步归来，爸爸在脱大衣的时候对妈妈说：“你说这孩子不爱讲话，点点今天和我讲了不少话呢。”

我多少感觉到了，这话里不是赞扬，而是怜惜和悲悯。但我不知道这怜惜和悲悯从何而来。

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我不知道爸爸怀着这么沉重的痛苦。否则，我也许就不会用那些愚蠢的想法来娱乐自己，就不会用那些饶舌来烦扰他。

在我和爸爸散步的时候，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给我讲了一些年轻时代的故事。讲他在找到共产党之前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带有一种遥远的传奇色彩。我把它们和我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这些我并未听到过的事情却好像是熟悉的了。它们像一阵风，似曾相识，轻轻地掠过我的脑海，却没有在其中掀起真正的波浪。

实际上，爸爸是在这些回忆中检视自己，追问自己跟随革命，加入共产党的初衷。尽管上海会议给他制造的罪名荒诞到难以置信地步，但他毕竟是个老共产党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眼睛里神圣无比。尽管满心里都是抵抗，满心里都是想不通，但是，他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都强迫他接受痛苦万分的事实。

在这些沉重的自省中，阳光有时也会透射出乌云，因为自省的结果往往使他增加的不是自责而是自信。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