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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作为中流砥柱，无法挽救危局。而真正强大的政党，没有社会扶持，没有各党的相互勉励，也不可能形成。各党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削弱对方。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所以他到天津密访梁启超，提出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

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党林立，至少有三百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宋教仁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而他想要的格局似乎已初步形成。问题的要害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袁世凯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不会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谈论多党制、两党制，还有什么意义？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20世纪初中国悲剧的根子也在这里。只要袁世凯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是痴人说梦。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尽管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参加了投票，却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

宋教仁在家乡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竟然敲响了宋教仁的丧钟。他不知道，袁世凯视他为“梁山匪魁”，要结束他的生命，要让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寿终正寝。

宋教仁撰写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问世，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人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追求的执著，他为理想不惜献身的勇气，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精神，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价值。

黄兴辞去了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著地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三个同时代的湖南人，以他们顽强的奋斗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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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就是要为国民争人格（1）

在中国所有才子佳人的风流故事中，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知音恋情。这段故事说的固然是青楼风月，是男人与风尘女子的婚外恋，但由于他们的儿女情长，成为一位铮铮铁骨的军人为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演出的前奏，即便是道学家和守身如玉的贞洁女子，也会觉得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缠绵缱绻，谱写了风格高尚的千古绝唱。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蔡锷，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军人。他是湖南邵阳人。

“无湘不成军”，湖南自然出过很多军人。

湖南的军人，固然因数量多而出名，但他们更以高素质的军人而著称。这种素质包括勇敢和谋略，但更重要的还是军魂。

曾国藩的湘军具有的军魂是世俗而功利的。湘军将领们为清朝政府卖命，是为了博取功名。湘军士兵们踊跃从军，则是为了不薄的饷银，为了从被他们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运回家乡。

蔡锷是另一个时代的军人，他的肩上担负着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蔡锷的军魂是由他的新思想所锻造的。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军人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时刻牢记自己应该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这就是蔡锷将军用他的壮举所诠释的军魂。他时刻都记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有了这样的军魂，军人的胜利才会有无上的荣耀，人们才会永远纪念他们的流血和牺牲。

湖南杰出的职业军人灿若繁星，他们也像蔡锷这样不追求权位利益，一心只为国民争人格。提到他们的名字，国人便肃然起敬。蔡锷将军的英魂，已经成为湖湘子弟兵心中的一盏明灯！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十五岁的少年蔡锷步行三百五十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梁启超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蔡锷天资聪慧，学习勤奋，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年少志高的学生，梁启超甚为器重。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蔡锷于1899年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就学，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