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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门里，师徒如父子（2）

在常先生准备收我的时候，药店的老板把我送回了老家。我的母亲一听我要学相声，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行业，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我决心已定，打好铺盖卷，再次回到了天津。当我在常先生家住下时，我的舅舅来了，他本来是劝说我跟他去当兵，但最后他也同意我说相声。常先生一看见我舅舅，就说，既然文茂的家长来了，现在就正式拜师吧。那是在1943年的冬天，我舅舅找人借了点钱，在太华楼摆了三桌酒席，请来了许多曲艺界人士，举行了拜师仪式。拜师是要写字据的，这种字据有点“卖身契”的性质，字据的上内容主要有“五年学艺，师父管徒弟衣食住行，在学徒期间天灾病业、车前马后、投河觅井，为师概不负责”等等。本来一般的字据还有“为师父效力半年”的内容，但我师父说不用效力了，出师后搞个谢师会就行了。这个字据还要有引师人、保师人、带师人，他们都要签字；拜师时有人写字据，有人宣读字据，我要向师父、引师人、保师人、带师人及来宾各磕三个响头。在相声行里拜师叫“摆知”，意思跟新闻发布差不多，还要登报，出师后搞谢师会，就相当于“摆两知”。“摆两知”的演员在行里是最知相的，最受人尊敬。1948年我出师后，找戏院的经理借钱搞了一场拜师会，给师父师娘买了点礼物，照样再磕一遍头，这等于是“摆两知”了。拜师对相声演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既是身份的认同，也是给了你一个饭碗，拜师后你无论到哪里，只要看见有相声演出，报上自己的家门，就能当场登台赚钱。

我现在有十个徒弟，这十个徒弟没有一个有过去那样的拜师法，大多都由单位出面，搞一个简单的仪式，规格高一点，但不用那么铺张，我总觉得徒弟们都挺不容易的，只要是真心拜师就够了。相声是一个“无师不传”、“无祖不立”的行业。即使到了现在，也还需要拜师，现在带艺投师的比较多，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不会就拜师的很少很少。师父对徒弟，我认为应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演员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才是最高的追求。

“跳门”这种现象，在相声行里很少见，如果要跳门必须说出道理，俗话说师徒如父子，不能想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不带他玩，而现在呢，什么说法都没有了。

田立禾

（田立禾是张寿臣的徒弟，原是天津实验曲艺团的演员，后来在北方曲艺学校任教，现在退休在家，虽然田立禾已经71岁了，但在天津的舞台和银屏上，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中医学院教师，从小受家庭的影响，我非常喜欢曲艺，我认为相声演员面对的是一张张的笑脸，而中医大夫面对的是一张张苦脸，所以我对学中医没有兴趣。我在1951年进张寿臣家门，1953年正式拜师，张先生当时是单干，生活比较不错。张先生授徒的思想比较开放，他把徒弟撒出去，让徒弟什么都学，择其善者而从之，然后再分析提高。1953年我就到唐山演出了，直到1956年，我回到天津，张先生才正式给我“传活”。我拜师是在1953年5月，当时在登瀛楼摆了两桌酒席，而且还写了字据，这种字据是保证师从关系的一个证明。原来解放前字据上写的都是一些老词，我和张先生的字据上我记得写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等新词语。我的那份字据现在找不到了。

相声是一种“以人传艺”的行业，在过去作为相声演员，必须要有师承，没有师父，你就不是我们这个行里的人，没人带你玩。从80年代开始，师徒关系大部分被扭曲了，拜师变成了拜门，谁腕儿大，谁有后台就拜谁，而有些演员也是拜师不学艺，有些师父是无艺可传，有些人拜师是为了找饭辙，有些人不拜师，谁也奈何不了他。

拜师意味着入行，也意味着辈分高低。辈分这个东西，在相声行里也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只成为一种口头上的称号，现在还是由市场决定一切。以前演出，虽然郭荣启辈大，刘宝瑞、赵佩茹辈小，但因为他们说相声卖座，所以他们赚的钱比郭荣启要多一倍。现在冯巩腕儿最大，虽然他辈分低，但出场费最高。所以现在也是市场第一，“拜师”和“辈分”这种行规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了。

郭德纲原来是杨志刚的徒弟，他后来又拜侯耀文为师，这在相声行里是“跳门”，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如果谁跳门了，大家就会疏远他，轻视他，而且一般也没有人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