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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3）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体味。“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亦即，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仍未打消疑虑。他们跟《文艺学习》的普通编辑不同，不会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们处在较上层，对“规则”的熟悉和了解远为充分、深入。他们肩负的职责，也非一般干部可比，不会从一时一地一事出发，而势必以更全局的目光看问题，这种目光使得他们从更多角度、运用更多参照系来权衡每一件事。

文艺界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头脑发热。固然，他们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比如，毛泽东对《人民文学》修改小说原稿大发雷霆，他们就毫不客气地追究编辑部的责任，并布置在会上“勿谈编辑甘苦，只谈检讨”，“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见，好像编辑部真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口”（秦兆阳《情况说明》，写于1958年，改于1978年，未发表）。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对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谨慎，在观点上始终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评论《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参加毛泽东召见之后写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其中，有肯定的话，也有“挑剔”的话。肯定的话，基本是重复、转述毛泽东颐年堂谈话的意思；“挑剔”的话，则都是林默涵自己的，例如，认为主人公林震具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而小说对此“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至于作者，他的问题是虽然“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据说此前亦即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那个“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的会上，林默涵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人士之一（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现在，他如果全都转到“肯定”方面，当然很难。但是，恐怕这里主要不是一个面子问题。郭小川的情况跟林默涵非常相似。那次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党组会上，他毫不例外地表示了对小说的否定。颐年堂召见后的第二天，上午，林默涵来跟他谈了连夜赶出来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下午4时至6时，郭小川自己也写出一篇大约意在表态的短文，题为《香花与毒草》；他说：“写得词不达意。”——看看这题目，再品味一番“词不达意”这几个字，可以想见郭小川腹内的“难色”。当晚8时，他又到林默涵家聊了一会儿，日记说：“心情极端沉重，他（指林默涵）也很不安于这个工作，互相影响，弄得异常烦恼。痛苦得很。”不安、烦恼、痛苦，归结起来就是四字个：左右为难。左不是，右亦不可。到6月“鸣放”期间，中国作协同志在会上攻他“曾基本上否定了王蒙的小说”，对此，郭小川做出的反应是：

在我结束会议时，我就明白地说，我曾经是否定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而且我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多少错误。（日记，6月3日）

光明磊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说出这种话的人，对自己似乎格外有信心。尽管毛泽东那样不同寻常地显示了对王蒙的“回护”之意，可不知怎的，郭小川内心有一种“不为所动”的坚定，拒绝认为“否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什么多少错误”。

在那些必须掌握“全局”的人里头，究竟有多少人跟郭小川抱着同样想法呢？这是让人饶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并不肩负掌握“全局”之责的人，只要政治经验颇丰，他们也会恰如其分地应对局面。我们看到在王蒙笔下，那年春天北京文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座谈会上的一幕：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伙子果然不同。（《半生多事》，着重号系引者加）

与批判“保持着绝佳的距离”容易理解，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