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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晒晒人。

享受还是遭罪，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的化学反应以及我们的心境。冬天本来就是一个适宜思考的季节（　张潮：“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李光耀说，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别的而是空调，因为有了这东西，新加坡人民也可以像苦寒地带的人民那样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了。普遍生活在温带的中国人民，用不着那么刻意，我的意思是说，在冬天，我们基本不用去专注地思考哲学问题，只要稍稍调动一下想象力，就能把属于这个季节的享乐彻底开发出来——因为只有在“寒冷”的对比下才能获得“温暖”的感受，然而，这两种物理上的温度不可能长时间共存，在北海道的漫天大雪中赤身裸体泡个户外温泉，那是特例，通常的情况下，你总不至于在大雪天把火炉提到屋外去烤吧（　想想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怎么死的　）。

“如果秋天已经来临，冬天还会遥远吗？”“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这就是一种建立在逻辑和常识之上典型的“取暖想象”，更高级的，见李渔《 冬季行乐之法 》，一上来就提出想象力的重要：“冬天行乐，必须设身处地，幻为路上行人，备受风雪之苦，然后回想在家，则无论寒燠晦明，皆有胜人百倍之乐矣。”

李渔举例的想象素材，是一幅“雪景山水画”：“人持破伞，或策蹇驴，独行古道之中，经过悬崖之下，石作狰狞之状，人有颠蹶之形者。此等险画，隆冬之月，正宜悬挂中堂。主人对之，即是御风障雪之屏，暖胃和衷之药。”换言之，如果没有想象，一味靠人造温度取暖，不但缺乏取暖的可持续发展性，还会落得个“若杨国忠之肉阵，党太尉之羊羔美酒，初试和温，稍停则奇寒至矣”之悲凉结局。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妨把李渔那幅传说中的古画换成电视机里的《 日瓦戈医生 》或者《 古拉格群岛 》（　包括一切以西伯利亚劳改营为背景的读物　）卖火柴的小女孩，躲进被窝里把这些东西精读15分钟以上，就算无法像我那样把自己想象成橱窗里的肥鹅，至少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卖女孩的小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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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服了You！（1）

双膝接触地面以支撑身躯，乃直立行走之进化后果。若站不起来，就无所谓跪将下去。对于非直立行走的动物来说，跪下大概只意味着累了，歇歇脚，相当于人之跷二郎腿，非但毫无尊重臣服之意，反而有些轻浮。

如果不是返祖现象的话，下跪这个动作，就是人类从鸟兽那里有样学样而来的。“乌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　蔡邕《 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 》）。然而，“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由一种象征性的孝行成为中华礼制的一个程序化主流姿势，并非毫无争议。

有异议者相信，下跪以及连带而来的磕头实际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创，经北方汉人而流入南方。理由是：“南方潮湿，到处是泥，古代又没有什么柏油、水泥可以把地面弄干净，自然条件似乎不适于养成下跪的习惯。南方人见了尊长显贵，无非打个拱手，作个揖，唱个大喏便是。而北人就不一样，纳头便拜。北方地面干燥，拜完起身拍拍膝盖上的灰土，又可以清清爽爽站成一个模样。”

玄武门兵变之后，“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九十一　）。为了安抚父亲并表示自己的孝心，李世民把李渊当成“超级奶爸”，据信是对“牛羊跪乳”直接模仿的古鲜卑遗风，元代之后才由中原传入南方。

《 文山先生全集 》卷十七说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而不跪，通事（　翻译　）命他跪，文天祥答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所谓“北跪南揖”，义正辞严的诡辩也，不妨视之为一种以身体的政治正确来保持政治正确的策略。然而许多年以后，跪拜一事终究还是从南北分裂演变为东西对抗，成为另一版本“夷夏之别”的一个重要指针。1793年，为了免向乾隆行三跪九叩这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礼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英使马戛尔尼（　Lord　Macartny　）在清朝官员及乾隆面前以“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为技术性掩护，重复了一场文天祥式的诡辩。

今之视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