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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是每一个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报偿！

与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极为尊重，多年后曾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虽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平鑫涛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再说《怨女》出版后，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时来运转，尘封多年后，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销路还是不畅。

可叹张爱玲奋斗十余年，想的就是打进英语文学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缘》，其实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为原作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出现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众人向往解放区、参加东北建设等等极富“新中国文学”色彩的情节，在台湾出版将会“有碍”，所以必须动手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3）

在《半生缘》中，叔惠赴延安变成了去美国留学。至于众人向往解放区、解放后的上海世态、赴东北参加建设等等情节，一概删去，其他情节也相应做了改动。

这样，原来类似“大团圆”的结局，就变为留有余味的诸多遗憾。

对于这些改动，专家们赞弹不一。从艺术角度讲，也许《半生缘》的结局更有力度，但改后的文本，失去了当初的时代印迹，总让人觉得不是“真本”。

原作的那个“光明的尾巴”，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讲，它对前面大篇幅的悲剧起到的是一个缓释作用；而现在一刀切去，整篇的气氛就不免过于沉重。

台湾读者最初接触这个文本，当然只能是《半生缘》，等到后来得知还有个《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觉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以《秧歌》树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赞美“光明”云云，简直觉得张爱玲是“变节”了。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夏志清诉过苦。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