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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软件开发显示出这样辉煌的前景，应明等软件专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智慧的迸发，为公司，也为国家创造大笔利润。

当时，国内科学界有一个十分乐观的估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具有数学天赋的中国人善于开发软件。有例为证：世界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中，华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世界第一流的计算机软件专家，华人占20％到30％。据此，有关方面预测，用不了几年，中国就可以成功开发并大量出口软件，成为软件出口大国。有人进一步推算出，仅软件出口一项，中国每年可以赚取一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这个科学的幻想化作巨大的动力，时时鼓舞着激励着应明等软件专家。他们夜以继日研究，于1983年开发出一批国产软件。

然而，他们的产品没有销路。

软件征订单如片片入海的雪花悄无声息。摆上柜台的软件无人问津。不仅是应明的软件没有销路，几乎所有的软件都没有销路。北京西单科学书店率先设立一个软件专柜，一般情况下，一种软件的销量只有一两件！

应明的心凉了半截。

为开发软件，他们作了巨大经济投入，但只有投入，却没有收入，雄心勃勃的经营计划几乎全部落空。

是中国的计算机不需要软件吗？不是。有硬件，就必须有软件，国内计算机装机量已有几十万台，并在成倍成倍增加，即使一台机器配用一种软件，那该是多少？中国的软件市场太大了，其经济效益也太大了。

问题是，人家无须买那么多软件，只买一件就足够，就可以将其复制出几百件几千件以至上万件。软件作为一项创作成果，最初是通过保密措施由创作者享有专有权的。但是，这条路越来越走不通，任何代码都可能被专家所识别。在技术上采取“加密”措施，几乎无例外地遇到“破密”的反措施。用固定的法律而不是靠保密手段保护软件，越来越必要了。世界通行的办法，是将软件视为文字作品纳入版权法保护的轨道。但是，中国没有版权法，人们对软件的窃取是公开的大量的。

应明渐渐发现，全国不少计算机在用他们开发的软件。这些软件是由几所大学同时悄悄复制的，复制以后又大量推销。

应明向国家计算机总局汇报盗版情况。

总局领导说：“许多省市都反映了这种问题。过去这种反映主要在外地，现在连直属单位也遇到了麻烦。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他们又打报告到电子工业部。部里又打报告到国务院，问题一直反映到最高决策层。但反映了也没用，因为中国没有版权法。

如果不能佣有（2）

那以后，应明就改行了。

他领导的软件部也放弃了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

中国的软件专家们对软件产生了恐惧。如果是在版权保护制度健全的国家，软件开发者们能够凭着自己的创作成果成为百万富翁，但在我们这里，创作带来的是无尽烦恼。因此，中国的软件专家不搞软件，即使开发出了新产品，也把它锁在自己的抽屉里。

“那么，你研究它干什么呢？”

“也许会有一点实际的用处：等评职称时，这算一项科研成果吧。”

盗版现象窒息了中国有希望的软件产业。那一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只是破碎了的幻想。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出口，相反，倒是国外的软件复制品充斥了中国。有人估计，到1995年，中国出口软件创汇可达一亿美元。从一百亿到一亿，这是多么大的落差。而且，这一亿美元，说不定仍是幻想。

从1985年底开始，由应明牵头，成立了由十六个部委人员组成的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工作组。工作组的课题是：软件版权保护研究。

谈起由技术开发到法律研究的转行，应明摇着头很无奈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软件开发的社会环境。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只能作一块铺路石了。我们从事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