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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叔见到他们，也很害怕，但夸孩子们做得对。他们把书拿到灯下一看，都傻了眼，没有几本是他们中意的。但有一本新农村生产工具制造的书，元叔很感兴趣，说这本书不错。杜小宝说，归你了。特别是那包书，正是孙乃社常常卖弄的阴阳五行、算命打卦方面的书籍。但孙二孬看不懂。元叔说，你们看不懂，留下给我看吧。大家说，本来就是交给你保管的，反正你家已经抄过了，不会再抄你家了，都放在你这里吧，我们想看了，再来取。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基本上没有重大抢劫案件。用一句公文类的语言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寨子里的年轻人喜欢挤着看的公社院外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的所有犯罪分子，几乎清一色是###犯。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处在太平盛世，可以敞开着门睡觉。我们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偷窃的毛病。

所有偷窃行为，主要是围绕嘴巴展开的。春荒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就在下地挖野菜时，偷那些正处在返青期的豌豆秧儿。一边拽，一边用一些野生蒜苗，裹着豌豆秧儿吃，吃得一嘴青沬。豌豆角下来以后，就开始实质性地偷了，从豌豆角半饱开始偷，一直偷到豌豆角白背儿。到了秋天，偷的内容丰富起来，男人们以割草的名义，用箩头往家里偷苞谷棒子，偷红薯。妇女们只要摘棉花回家，裤腰里塞的都是棉花。大白天不容易偷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干脆到后半夜出去偷窃。因此，到了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各个生产队都成立有“护青队”，让基干民兵们轮流巡逻打更，同样没有多大成效，说不定这些打更人，也要趁机往家里偷东西。

偷得最出名的是狼叔一家。狼叔并不叫狼，他的真名是刘庆德。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好“咬槽”，对任何事物都不满，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分粮食、分红薯，咬了这家啃那家，没有一家他不咬的，当然没有几家邻居不讨厌他。因此，人们说，这刘庆德最缺德。于是，针对他好咬槽的毛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狼”，慢慢地，这个绰号在全寨子里传开了，他照样满不在乎，想咬谁就咬谁，谁也躲不出他的臭嘴巴。渐渐地，他的本名没有人叫了，长辈叫他狼，同辈叫他狼哥狼弟，小辈们喊他狼伯狼叔，他都是声叫声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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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贼”（2）

狼叔两口子生育旺盛，不到四十岁年纪，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的两个，刘继华和刘继省上了初中，小的两个，刘继英和刘继县上的小学，下余三个孩子还小，和杜小宝的弟弟妹妹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的家庭条件，肯定属于缺粮户。当时的皇粮国税都是集体交的，群众靠集体一年两度分配过日子，能够分到钱的农户，分粮食的指标也高，叫做余粮户。倒欠集体钱的农户，分的粮食少，叫做缺粮户。狼叔一家年年欠集体的钱，累计起来，上几千元，他拿什么去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他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叫我一家饿死。

由于家里缺少吃穿用品，他两口子是见什么就偷什么。一般的群众只偷集体的庄稼子粒，他们一家还偷其他财产。甚至连邻居也不放过，大人会偷别人家的鸡子、鸭子，小孩会偷人家的食物。小宝妈对自己的孩子常常说：“你们和刘继凡、刘继多玩时，要小心他们，别往家里领，防着他们偷咱家的东西。”说归说，其实，也没有见过刘继凡、刘继多到他们家偷过东西。只有一次，小宝妈妈在端午节时，给小宝妹妹做的香布袋不见了，找了个遍儿，也没有找到。后来，到街上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时，看到刘继凡的脖子里，戴了一只香布袋，越看越像是自己做的。

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一般人时，小偷小摸当然也在其中之列。大家排了排，小偷小摸之首，当推狼叔无疑，于是决定去抓他游街示众。

一群人到了狼叔家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打倒人民‘公’贼！”大家就跟着同样高声呐喊：“打倒人民‘公’贼！”想起来让人十分好笑，这里的“公”贼与人们常说的“公贼”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知喊这个口号的人，是如何想出来的，可能是套用了公贼这个称呼。意思倒也没有错误，公贼者，就是经常偷公家的贼，还有一层意思是，是寨子里群众公认的贼。

狼叔显然心里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