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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素受体（α1－AR）亚型研究中，在国际上首先证实了α1－AR包括A、B两种亚型，引起巨大反响。1987年，他谢绝许多美国教授的邀请，回国开始白手起家地创建实验室。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唯一的仪器是借来的一台多导生理记录仪。几年后，这个试验室已经有一千平方米面积，上千万元固定资产，数百万元科研基金。

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韩启德开始担任行政职务。他先后担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理事会会长等。2003年3月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6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

匡扶正义、迪吉平安（1）

1984年5月的一天，在英国BSC的Reby厂，一位中国工程师和英籍厂长争辩起来。

“现在必须马上停止钢包喷吹处理，否则可能冻包。”中国工程师认真地说。

英籍厂长凑近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看了看，说：“没问题，温度超过了1650摄氏度。”

但中国工程师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动测温也有可能不准，请相信我。我用炼钢镜做过无数次判断。”

他们争辩的内容，是这炉钢是否达到了合同规定的1650摄氏度以上。这炉钢将用于生产能够抗硫化氢腐蚀的厚壁钢管，根据技术要求，其硫含量应低于，因此在采用喷射冶金过程处理时，出钢温度应高于1650摄氏度。现在，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显示，炉内温度已经达到了规定标准。但这位中国工程师用自带的炼钢镜看了之后断言，温度只有1600摄氏度左右，甚至更低，于是他提出停止钢包喷吹处理。

“但愿这次是你的眼睛不准。”英籍厂长用了一句英国式的幽默，然后就准备按原计划喷吹。

“如果你真要坚持的话，那么，我也要坚持一下，”中国工程师说，“我要坚持的是，这炉钢不应列入供货计划。”

英籍厂长显然还没有领会中国工程师的严肃态度，他拿起笔来，在炉前记录上写道：“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然后笑着将笔递给中国工程师，“请你签个字吧。如果温度不够，责任当然在我。但我相信，这炉钢没问题。”

中国工程师毫不犹豫地接过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徐匡迪。”

结果，果然有接近200吨钢水冻在包中，造成了一次较大的事故。从此以后，每次出钢时，徐匡迪的炼钢镜都会被用来看一看温度如何。由于这副炼钢镜是徐匡迪从国内带去的，所以又被称为“中国眼镜”。

徐匡迪是一位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他是我国特殊钢生产和电冶金、喷射冶金领域的专家，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2003年5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他还是英国皇家土木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和英国皇家工程院荣誉院士。但我认识徐匡迪的时候，他已从科研一线走到党政领导岗位上。在上海市，他先后担任高教局局长、计委主任、副市长、市长等职，是我国第一位院士市长。作为科学家，他是一流的，作为政府领导，他也政绩突出，广受拥戴。

在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我每次到上海，他都会抽出时间款待我这个军方人士。我很早就知道他外语很好，外交能力很强。有一次，我陪同他会见外国代表团，他直接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宾交谈，对于一位不是从外交领域成长起来的领导人而言，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后来，徐匡迪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我们的接触更多了。徐匡迪是中德对话论坛的中方主席。这个论坛是根据中德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而成立的，轮流在两国举行。其中，2006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会议，2007年7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三次会议，我都受到邀请，并且积极与会。对于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工作，徐匡迪也非常支持。有时候，我们的外宾请他接见，他在很忙的情况下也总会抽出时间。2007年4月23日，我们邀请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访华，徐匡迪在上午开会，下午出差的间隙，还抽出中午时间与赫尔佐克共进午餐，令我很感动。

在北京，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甚至徐匡迪还曾经和夫人遛着弯儿就到了我们家。这时候，我也会和夫人沏上清茶，请他们在院内小坐，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个痛快。有时候，他还会随手捎来一些可口的上海小吃，增添茶兴。

2005年4月，《徐匡迪文选（钢铁冶金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