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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三个机场及附近区域，全市所有的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三州交界处的家用贮藏仓库，花园州大道和帕里沙芷大道沿途，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塔畔大桥。联邦调查局协助用红外监测器扫描了新泽西州北部的几处沼泽地。警方还向各垃圾公司打听垃圾被运送到的终极地点，然后带着警犬分赴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康涅狄格、新泽西和纽约各州。 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苏尔曼夫人——无论活着或是死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除非警方能够获得足够有力的人证物证，否则很难以谋杀罪起诉娴泰母子。此时，进展相对顺利的洛杉矶警署已有些急不可待，声称他们有尸体，有目击者——肖·利托，有现场证据——美洲豹轿车上肯尼的脚印等等，要告倒两名罪犯，甚至判他们的死刑都是毫无问题的。但纽约方面仍不愿善罢甘休，以至洛杉矶警署几次三番要求引渡人犯的企图都未能实现。 可以说，案情突破的契机是娴泰自己提供的。 警方后来终于悟出，专案组在7月7日和手纸条一起截获的那张小纸片上所写的“PALAZA”，是被娴泰误拼的“PLAZA”，即普拉撒大酒店。但43280这个号码却让办案人员颇费周折。 娴泰被捕后第一次与律师会面时，霍赛·慕尼茨就提醒过她，不得在被当局监控的狱中电话上讨论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事。但一贯我行我素的娴泰却把这一警告置之脑后，她用狱中电话告诉她聘请的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要他替她取“7月5日存放在普拉撒大酒店的提包”。当他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时，尽管律师们一再追问，娴泰坚持说：“包里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些个人物品和两副鬼脸面具。”

谎言织就的梦（18）

事后霍赛说：“她很聪明。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枪’二字，我们就不会替她取。” 娴泰后来居然又愚蠢至极地再次打电话，催问拉瑞打算何时取包。7月23日，拉瑞·弗洛斯特从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只黑色提包后，回到办公室打开一一查看。除了娴泰所说的鬼脸外，里面还有一只旅行用化妆箱，一瓶伏特加，两本笔记，一台微型录音机，一副塑料手铐，若干法律文件，包括那张警方一直在寻找的苏尔曼大厦转让契约原件，上面有娴泰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字和诺莉·斯韦尼盖上的公证图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丝帕包着的，是那把杀害了达威·卡兹丁的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拉瑞赶紧拨通了霍赛·慕尼茨的手机，几位律师当时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尔利尼餐馆。拉瑞还没来得及说出转让契约和手枪的事，专案组的警探们已经堵在了他的门口。 “霍赛，我这里来了些警察，他们要拿走黑包。”拉瑞对着话筒说。 “他们有没有传票？”律师问。 “没有。” 这不成问题。警探们马上打电话给公诉小组。20分钟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把传票送到了伏尔利尼餐馆。 娴泰经常对肯尼讲：“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脑子，我们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能玩得过我们。”这次她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跟斗栽大了。 黑提包里的两本笔记是娴泰所有笔记中的最后两本，日期为1998年5月至7月，最后一款记录的日期是7月3日。里面记载了许多与伊琳·苏尔曼有关的事，但可惜仍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线索。 从这两本笔记中办案人员终于知道了，出现在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第三个人叫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是5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娴泰和肯尼找来替代他的。肖·利托告诉洛杉矶警方，他害怕娴泰、肯尼会加害于自己，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谋杀达威·卡兹丁一案。 根据笔记本中所记载的赫舍父亲家的电话号码，办案人员来到佛罗里达州贝尔格拉附近一个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车区。赫舍的父亲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不过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会与警方联系。 几个月后，老人果然把儿子带到了当地警署。赫舍说他是6月18日逃跑的，因为娴泰母子拿他当奴隶使唤，还不付他工钱。在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赫舍的岗位是在门口。他们要他从猫眼监视楼道的动静，详细记录何人何时出入苏尔曼大厦，哪位员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特别是苏尔曼夫人的行踪。在肯尼搬入1B房间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娴泰、肯尼外出办事时离开了他们。 赫舍把警方带到肯尼认为“扔尸体倒挺不错”的那片沼泽地，但仍然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骨。 可以想象，由于人手相对比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师和三名私人侦探比警方和公诉方更忙。特别令他们大伤脑筋的是，由于娴泰的满嘴谎言，他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预期的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