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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提到那盘录像带时，路易斯说：“事实往往并不像它所表现出的那样。” 最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向陪审团指出：“你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委托人，但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时，你们必须把个人的好恶放在一边。伍其达是否谋杀或参与谋杀了这12名被害者？我相信，你们将会得出否定的结论。” 2月8日，12名陪审团成员进入审议室。 经过9天的审议，1999年2月24日，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12项指控中的11项“有罪”裁决：伍其达涉嫌谋杀六男三女及两名幼童的罪行成立。 唯一有争议的是关于保罗·卡司能一案。不少陪审员接受了被告方在法庭辩论中的陈述，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谋杀发生时，伍其达确实在犯罪现场，即那辆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中。 同年6月30日，法官约翰·瑞恩宣布，判处被告人伍其达死刑。 目前，伍其达被关押在圣昆丁加利福尼亚州立监狱的死囚牢里。 在1999年以前的14年里，加利福尼亚州各级政府填进“伍其达案”这个无底洞里的税收款，以及联邦调查局从国库中动用的资金，共计高达近1300万美元，其中花费最多的一年为230万。这还不包括加拿大方面的开销。 1999年10月23日，经法医波义德·司狄文博士提议，卡拉沃若警署和旧金山警署有关部门联合在圣安佐斯陵园举行了蓝山路遇难者悼念仪式。按照司狄文博士的设想，这应该是一个不事张扬的、肃穆而宁静的仪式，70多封请柬只寄给了被害人家属及本案的主要办案人员和一些证人等。 在前排就座的有当年最早着手此案的女警官艾琳·布鲁恩，此时她已是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拄着拐杖由孙女陪伴着到达殡仪馆。与她同行的还有汤姆·埃森曼，他也已56岁，两鬓斑白。 75岁高龄的原ACE五金木材店店员约恩·凯尔斯是由一名警员专程开车送来的。其他的与会者还有丹尼尔·崴特、约瑟夫·罗丹、巴�勃·�邦宁，以及达勃斯家的邻居芭芭拉等等。 公诉人霞琳·翰纳珈也收到了请柬，她因病住院不能出席，托人捎来一只硕大的花圈。 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一天无疑来得太晚了。克劳德·巴拉迪署长和法医泰利·派克博士等已在这漫长的14年里相继谢世。 卡拉沃若警署出资9000美元买下了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请当地一位诗人撰写的： 在威士维尔的山林里 我们找到了你们—— 失去的亲人们。 你们的肉体 在黑暗的地狱里死去， 但你们的灵魂 将在光明的天国中永生。 安息吧！ 谨献给： 1984…1985 威士维尔大规模系列谋杀案的受害者们。

人世与坟墓之间（1）

1985年6月8日，星期六，得克萨斯州堪博诺城。 傍晚时分，人们看见几名警员用黄｜色警戒线围定贝蒂·露·彼茨家的园子，连同附近的街区都圈了进去。一辆大型平板卡车拉来一台推土机，消防队也送来了超强照明系统。不久，大队警察开到，连带捎来了无数的记者。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贝蒂的近邻们以知情者的口吻告诉众人，警方是要挖开前院那座井式花坛，因为那底下可能埋着贝蒂的第五位丈夫季米·彼茨。 指挥这场挖掘的是翰德森地区警署警探长里克·鲁斯和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首席侦探迈可·奥伯林。这天下午，他们刚刚获得杰克·荷兰法官签署的搜查令。与人们——包括参战人员、现场记者和围观群众——的兴奋相反，他俩的心里更多的是担忧。这张搜查令可谓来之不易，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他们用以说服杰克·荷兰的只有传闻。况且挖掘和一般意义上的搜查毕竟不是一码事，倘若井式花坛下面没有尸体，法官肯定饶不了他们。 里克·鲁斯已经三天没合眼了，他一直在找人谈话，整理录音，核实证词。尽管如此，他仍然不需要咖啡因之类的玩意儿提神，用他自嘲的说法：“狩猎的狗不会感觉到身上的虱子。”警署的秘书打趣他说：“别忘了给老婆留张照片，否则她都不记得你的模样了。” 此刻，里克·鲁斯无奈地对迈可·奥伯林挥挥手：“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咱们动手吧。” 贝蒂家坐落于雪松湖畔的红崖环路，占地半英亩，合2000多平方米，四周围没有紧邻的街坊。其实这个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房子，不过是一辆长70英尺（约21米）的大号房车，也叫拖车式活动住房，停放在一片林间空地。房车四周种满了各色花草，前面便是那座井式花坛，后院还有一栋作贮藏室用的小木屋。园子的一侧紧靠一条流入雪松湖的小溪，园内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径通往湖边。 两天前的夜半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