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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专家阿尔伯特·奥斯波手里。第一次奥斯波说，他无法确定这是否和赎金索取信出于同一手笔，于是又要了一些样品。奥斯波在凌晨4点打电话告诉诺曼·西瓦可普上校，说他相信赎金索取信不是赫普曼写的。而警方的反应是给奥斯波送去更多的赫普曼的笔迹样品。 赫普曼一口咬定他没有向林勃勒索赎金，更没有绑架杀害小林迪。警方给了他一串日期和时间，要他回忆交代当时的行踪。事隔两年半，许多记忆都已经开始模糊了，但赫普曼非常肯定地说，有三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一是1932年3月1日，星期二，即查理被绑架的那天，他在曼哈顿的梦佳丝蒂公寓从早晨7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下班后坐地铁到布郎克斯，再开车去安娜工作的面包房。安娜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上晚班，赫普曼便去那里和妻子一起吃过晚饭再回家。3月1日那天晚上，赫普曼在7点多钟到达面包房，夫妻俩9点半左右离开后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当赫普曼乘地铁到梦佳丝蒂公寓上班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小林迪被绑架的消息。后来警方从梦佳丝蒂公寓查到了赫普曼那天的工作时间卡，证明他讲的是实话。 另一个日子是1932年4月2日，星期六，那天晚上约翰·康顿博士把赎金交给了“墓地约翰”。赫普曼说，他记得那一天是因为那是他在梦佳丝蒂公寓工作的最后一天，而且他和他的朋友汉斯·克罗宾总是在每月的第一个周六聚在一起演奏乐器。那天晚上汉斯和往常一样在赫普曼家玩到半夜。 第三个日子是1933年11月26日，一个操德国口音的客人在洛意斯·谢里丹电影院用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买了一张电影票。那天刚好是赫普曼的生日，他和安娜请了好些朋友在家里开派对。 办案人员同时在两间不同的审讯室里提审汉斯和安娜·赫普曼，他们的供词相互吻合。 当警方问及赫普曼经常没有工作，但日子过得似乎并不那么紧巴时，赫普曼回答说他一直都在做股票并且手气不错。这点后来也得到证实。而且，赫普曼又说，他还和一个朋友埃塞�多·�费奇，一起倒腾毛皮生意，警察在他家搜出的海豹皮就是他俩共同拥有的。埃塞多·费奇于1933年12月初回德国过圣诞节，第二年3月29日因患肺结核在那里去世。 赫普曼甚至向办案人员承认了他是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但在两件事情上他却撒了谎，一是说他不曾有过犯罪记录，二是否认他还有更多的金圆券。 警方继续在赫普曼的住所搜查。一名警探注意到车库墙上有一块木板似乎与整体格局不太协调，“也讲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劲。”这位警探后来说。木板被撬开了，里面藏了两个小包，一个包里是10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另一个包里有83张。 这个新发现使办案人员兴奋不已。他们掀翻了整个车库，又找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有12个小包，共计11930美元，全部都是赎金金圆券！加上后来再找到的840美元，一共是1�46万美元，占全部赎金的将近三成。办案人员认为，这就叫做“证据确凿”了。 赫普曼对此又作何解释呢？他给了一个警方称之为“费奇故事”（FischStory）的说法。“费奇”与英文中的“鱼”（fish）发音接近。Fish　Story（鱼的故事）的原意是讲，一个人去钓鱼回来总是吹嘘他钓的鱼有多么大，但是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因为美国人钓鱼只是为了娱乐，等鱼上钩后又放回到水里。赫普曼说，埃塞多·费奇赴德国探亲之前，曾在他家里寄放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毛皮、一个箱子和一只鞋盒。他们当时把鞋盒放到厨房柜子的最顶上一层，后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赫普曼被捕前三周，1934年8月底下了一场大雨，厨房的屋顶漏水，赫普曼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时，才又看见那只鞋盒。赫普曼恐怕里面装了什么不能沾水的东西，打开一看，竟是满满的一盒美金现钞。埃塞多·费奇临走之前欠下了赫普曼7500美元，赫普曼思忖再三，觉得可以从中取走属于自己的部分，于是他便开始使用费奇留下的金圆券。赫普曼说，这件事他从没对安娜透一丝儿口风，只是自己悄悄地把钱重新包好，藏在了车库里。 办案人员自然是不愿意相信赫普曼的供词。但当时的情形是，赫普曼在讲这番话时已经被连续逼供近30小时。口齿不清，神志不清。干警察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几乎无人能“编”出如此不说是天衣无缝也可算说得过去的“谎言”，何况赫普曼所言在被捕前三周左右开始使用这些钞票的说法，和1934年9月赎金纸币在市面上重新出现的事实相吻合。除了警方，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