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的。既想要学校影响社会，又要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范围内，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复杂的是，到最关键的时候，连蔡元培自己也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谈判中失利时，蔡元培一反常态，在1919年5月2日就召集学生开会，说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起来奋起救国。当天晚上，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元培，当时的国务总理已决定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情况万分危急，蔡元培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学生起来唤醒民众，于是当夜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紧接着又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一致决定支持学生运动，对学生行动不加阻挠，其实是鼓励学生上街游行，最后就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这把火是蔡元培点起来的，尽管这是违背他的初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学生被捕时蔡元培内心的痛苦，他显然有一种内疚感，万一学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不是辞职的问题了。良知与责任使他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但是，当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蔡元培：《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190—191。但学生并不是可以要救国就去救国，要读书就立刻回来读书的，蔡校长再有威信，想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蔡元培教育理念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当时政府###即通令各校对学生要严尽管理之责，稍有不遵守约束者，应即以教训，不得姑息。蔡元培固然没有听从###的指令，但仍然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作为北大一校之长，他还有另一层考虑。据蒋梦麟回忆，他当时担心“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秩序，因为学生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收入《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页125—126。。后来蔡元培离开北大，学生竭力挽留；当时他的老朋友也劝他不要回来，说现在学生“气焰过盛”，将来很难“纳之轨范”。张菊生致蔡元康函，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221。蔡元培自己则从大家的挽留中，发现事情似乎成了“有蔡元培就有北大精神，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精神”，校长个人的进退可以影响整个学校的存在与面貌，在蔡元培看来是不可取的。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学生的控制，二是着眼学校的根本发展，蔡元培感到了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和完备组织系统、规范的重要与迫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学校体制的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把学生拉回校园专心读书，不要总是参与外面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则要加以制度与纪律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在五四之后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方针，即要把北大引向学院化与体制化的轨道。这可能是必要与合理的，但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的确定，建立秩序的过程，也就必然要与学生发生一定的冲突。如前述蒋梦麟的回忆，他最担心的就是不易维持纪律，学生难以纳入规范。讲义风潮之所以引起蔡元培如此强烈的反应，并且要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关乎能否维护他的校长权威，更关乎他的将北大，特别是学生纳入学院化体制的大局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7）

那么，五四以后，北大学生的状态如何，有什么样的动向与选择呢？

这里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蔡校长回来后，全校师生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北大学生运动领袖，也是著名的演讲家，一个叫方豪的学生，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

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

接着，他又说了一段话——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争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