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爱也无奈　作者：叶辛

总序

１９９０年，我写过一篇短文：《今天我要离开贵州》。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是的，对于故乡上海，我不能说是陌生的，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整整生活了１９年；以后由于探亲、改稿、开会，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多少也是晓得的。但我又不能说对上海十分熟悉，因为我终究有整整２１年的时间，生活在贵州，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是那么的遥远。 而创作最需要的，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诸如弄堂、公寓、大楼、小院、单位、马路、城市的感受，对于人际关系、人物命运、社会风云的感受，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一些同行遇见我，经常问，在你的散文随笔中，怎么总会提到贵州？一些读者对我说，你有一种贵州情结。一些老同志见了我，会指着我说，我们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是啊，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上海和贵州，这是我生命的两极，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也抹不去。故而我把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就取名为《我生命的两极》。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在这五年时间里，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小说，尽管写到省城，写到上海，写到香格里拉，字里行间却还留有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小说《华都》，其间有一组主要人物的命运，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也许，对于我来说，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 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人的一生中，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故而我把汇集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题名为“叶辛新世纪文萃”，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 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愿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 谢谢！ 叶　辛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８日���

爱情世纪末（1）

下班时分，院子里传来小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声和人们的交谈声。 “晚上的电影去看么？” “去，听说这电影在美国、日本、香港上映时，都曾引起轰动。” “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要去看。” …… 听见这几声对话，我才想起，刚才办公室主任拿进来几张电影票，说是北京影剧院的晚场电影《泰坦尼克号》，让我分一下。我在走廊里喊过一嗓子，其他人都拿走了，惟独我们编辑室的公主聂虹姑娘，还没来取。 我下意识地离座起身，拿过压在墨水瓶底下的两张票子，放声叫着：“聂虹，聂虹，你的电影票！” 跑到隔壁办公室门前，门已经关了。我朝窗户望望，窗户紧闭，连窗帘也拉上了。这些家伙，下班的动作倒是快。那怎么办？近年来，画报社很少给职工们买团体票观看，为了这部争相传说的《泰坦尼克号》，难得买一次票，我却把票卡下了，多不好。况且聂虹还是个正处于恋爱期的姑娘，前几天还在那里眉飞色舞地说着杰克和罗丝近乎疯狂的生死之恋。我无缘无故把她的票子给废了，她会怎么想。我连忙转身，朝画报社停车的大院里张望。 总编坐的那辆小车正在拐出院坝大门，恰好堵住了七八辆同时要出门的自行车，聂虹骑着她那辆自行车，也在里面。 我一扬手中的电影票，大声喊：“聂虹，等一等，你的电影票还没拿呢！” 总编辑的小车开出了画报社的大门，跟在后面的七八辆自行车蜂拥而出，聂虹的手往后一甩，回了一声：“没关系，电影开场前，我到你家里来取。” “呃……”我还想再叫什么，她的龙头一拐，已把自行车飞也似地骑出了大门。 这个人，就是怪。 不过她说得也对，我家就在北京影剧院旁边，电影开场前，她到我家来取了票，再去看电影，也是很方便的。不过，不过……这件事总让我觉得有点儿蹊跷，聂虹怎么知道我家就在北京影剧院旁边呢？在省城里，北京影剧院是很出名，可我的这个家是植物所分的房子啊。她连这也知道，一下子又勾起了我的心病。 画报社的那些老同志，谁不知道我娶了一个女才子呢，自从惠香在省里的科技大会上荣获奖状之后，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