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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八月中旬，平原县杠子李庄发生教民与拳民冲突。先是教民被拳民拘押，求救于县令，县令蒋楷于八月十八日（9月22日）派二快总役陈德和率马队、捕快前往处置，捕拳民六人。该村拳民李长水抗拒失利，遂向朱红灯求援。九月五日（10月9日），朱红灯调高唐、茌平、长清三县义和团精壮及曹州大刀会会员共五、六百人，赴平原杠子李村救援。接朱红灯令，平原、恩县义和团亦集二千人同至。九月七日（10月11日），平原令蒋楷率众去杠子李村弹压。朱红灯打出“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大旗，分四人一小队，以“轮起轮伏”、“轮进轮退”战术与官兵对抗。官兵伤数人，败走。这是朱红灯对官军的第一次胜利。？輥？輯？訛

蒋楷以朱红灯聚众事上闻。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诒会同后补道台营官袁世敦、平原知县蒋楷，率官兵进剿。此时，朱红灯率义和团众二千多人驻扎在距平原县城西十多里、且与恩县交界处的森罗殿，他的下一步设想是攻打恩县的刘王庄、庞庄教堂。

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朱红灯义和团与袁世敦官军马队战于森罗殿前。官军杀义和团二三十人，捕十六人，官兵死十余人。这是朱红灯部义和团与官军最大的一次较量。很显然，义和团败了。战后，朱红灯与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人率部转移于禹城县丁家寺，会商了下一步战斗意向。在十月初二（11月4日）大闹苗家村后，朱红灯与心诚兵分两路，朱红灯南下长清，心诚南下茌平北与博平。十月十三日（11月15日）朱红灯攻打茌平大张庄教堂。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二人复于博平县花园寺（华岩寺）会师。驻花园寺一带休整期间，十月十七日（11月19日）义和团内部于小张庄发生分金内讧，朱红灯被两个同伙砍伤。两天后（11月21日）的夜晚，济东道吉灿升、游击马金叙率兵突袭花园寺，捕获朱红灯。又二日（11月23日），心诚和尚被外甥出卖，于杨庄被捕。义和团的另一个首领于清水，为手下出卖，不久亦被捕。朱红灯、心诚等被捕后，囚于济南大狱。他的战友王立言、徐大香等人，在十月底至十一月份两次攻击禹城县天主教总堂韩庄教堂，不克，怒而火烧禹城十七处教堂。这次焚教堂，招致各国抗议。清廷决定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毓贤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6日）离任。提前两天，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处死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仇恨留给了他的继任者袁世凯。？輥？輰？訛

朱红灯这一盏“灯”熄灭了。尽管高喊“扶清”（又有“顺清”、“保清”之倡）的口号，还是死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这是朱红灯个人及千百万义和团团民的共同悲剧。从历史的变局来看，朱红灯又是幸运的。用他的一盏“灯”，点起燎原大火，玉石皆焚，人神同难，让国家民族在“罪”与“罚”的劫数中经受着“存”与“亡”的考验。

朱红灯与“朱红灯现象”，已经沉淀为中国历史的遗产。这份遗产，既非贱如粪土，亦非贵如金玉；而目下，两极性的评价也还在对立着。在下无意于调和毁誉，仅想借了朱红灯的兴灭，点击“群众运动”的“必然性质变”和“必然性灾难”。

注意点之一：朱红灯高喊“扶清”，并没有“扶清”。他走的，仍是历史上一切造反者的旧套路——聚众闹事。“众”，越聚越多；“事”，越闹越大；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又回复到“八卦教”、“白莲教”们的“反清”主题。由此，我们推定：剥离了口号的伪饰，朱红灯的义和团以及后朱红灯时段的义和团都是“反清”的、造反的组织。

注意点之二：朱红灯高喊“灭洋”，其实是在为他自己引燃拳教矛盾、激化拳教冲突、甚至明目张胆的毁教行径，作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包装。由此，我们又可以推定：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4）

自外国教会势力进入中国，“教”与“民”的矛盾就存在着，但尚可维持在相克相生的平衡状态；是义和团的无度烧杀造成了中国特色的、仇外的“宗教迫害”或“宗教灭绝”。

让我们对上述两个“推定”做一点补充性说明。朱红灯之前，山东各地分散活动的义和拳基本上在“法”的范围内活动。以平原为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有天主教士高风仪控告张泽鸥、张安业毁坏教堂。平原知县蒋楷立案侦查，情况属实，便命当地地保负责修缮教堂。蒋氏还召来当地义和拳首领王治邦之子王甲三，告诫他勿挑教民冲突，王甲三亦予应允。事后，蒋楷不无自负地表白，处理这次拳教冲突“官不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