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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俄国已经掠夺、将要掠夺的中国领土的主权变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笔。

中国吃了大亏。在列强的联合威逼下，向世界强权集团作出让步。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不枉吃一堑，长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堑，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们的外交错误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本节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旗（属内蒙古）蒙族人。其父毕启，为四等台吉（旗长助理）。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嘉庆帝女，无出，故选僧格林沁入嗣。因为这层关系，他在道光五年（1825）袭封科尔沁札萨克（旗主）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出入禁中，最被恩宠。咸丰初，率蒙古骑兵拱卫京师，与太平军、捻军多有大战，因而“威名震于海内”。咸丰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并擢其子为二等侍卫。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专使齐集大沽口海面时，咸丰帝似乎就有了一丝危机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军进驻通州，督办京师防务。前一日，大沽口已经失陷。鉴于时局激变，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此同时，桂良、花沙纳开始了与四国使节的天津谈判。在这个敏感的和谈时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担负着国防预备队的作用。条约续签，列强撤退，僧格林沁始于当年七月由通州移师海口（双港），通盘部署以大沽口为中心的国门防务。

有几个底线性的认识，应当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爱国；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设水师、增强津门防务的辛苦作为。

“作为”就比“不作为”强，这是僧格林沁与叶名琛的巨大差别。以建炮台为例，僧氏上任后不但修复了被毁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数十门，轻炮上百门，而且从天津到山海关海防一线，也都一一加筑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等地，经人督修，一年间便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半月形海防壁垒。因而从传统海防的意义上评估，僧格林沁还算尽心尽力。

问题出在他的战争观或外交观上。他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中西方的冲突，于是以“主战派”的硬汉子形象打响了大沽口守卫战。守卫战胜利，僧氏赢得了举国英名以及朝廷的“御用珍服”之赐。但他不明白，选择战争就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当一次“小胜利”引发“大报复”的时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军事家的战略应对、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纵横开阖，终于在被动挨打中将国家拖入灾难。

且看咸丰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势。依据上年夏天的续约，英、法、美三国使节都应在咸丰九年五月到北京“换约”。按“国际惯例”，这是极正常的事。问题出在进京路线上。因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层层设障，将大沽口变成了军事禁区，一般商船都无法通行，护送外国使节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过。军事禁区不准通行，这不但是“国家权力”，而且也是“国际惯例”。两个“国际惯例”撞车，照理可以坐下来协商。

英法联军司令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此人为上年天津签约时的主要谈判代表，向以横霸闻名。当美国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线，即绕行北塘进京换约时，卜鲁斯与法国公使仍然无视中国主权，坚持从大沽口入京。为此，卜鲁斯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强行拆除大沽口内的木筏、铁柱。

这是一个外交难题。

英、法联军虽有“数千人”，但他们的主要使命的确是护送其公使入京。至今为止，公私档案都没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国”的“蓄谋”。

但他们又确实不顾禁令借助炮舰，硬闯了中国的军事禁区。

僧格林沁受命戍边，他有权力作出自认合理的军事部署。

但在传统的通商口岸大设军障，阻绝一切交通，这又只能视作短暂性或戒严性行为。

面对难题，聪明人用智慧，愚蠢者凭意气。

历史证明：卜鲁斯是愚蠢的，僧格林沁也是愚蠢的。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