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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五次到灾区

2010年11月21日，我从北京飞抵四川成都。第二天，便进了灾区。这是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第五次踏上家乡的土地，也是我第五次到灾区采访。

我第一次到灾区，是2008年5月19日。第二、第三次到灾区，是2008年6月和7月。这三次采访，主要去了都江堰、绵阳、什邡、绵竹、北川、汶川、安县、彭州、江油、平武等重灾区，总行程7000多公里。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上奔波采访，不仅需要体力、耐力、毅力，更需要玩命！因为废墟与尸体、血迹与泪痕，稍纵即逝，若不留存下来，我怕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对灾难的记忆。

在上述三次采访中，虽然我在废墟上的确看到了家乡人民性格中特有的豁达开朗、诙谐幽默、我行我素、无所畏惧的一面，也领教了家乡人民压不垮、震不倒的难能可贵的精神气概；但“”汶川大地震毕竟刚刚过去，灾区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依然是血污、泪水、废墟、尸体、残墙、断壁，以及数百万灾民的悲伤与凄苦、惊恐与绝望、迷茫与战栗。而我的内心，也与家乡巨大的伤口一样，默默流淌着的依然是长长的泪，红红的血。实话说，当时的我既看不到明天的希望，也看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心中唯有回天无力的无奈和撕心裂肺的悲痛。面对生我养我、惨不忍睹的故土，我心里始终横竖着一个巨大的问号：遭受如此重创的灾区人民，还能从血迹斑斑的废墟上爬起来、站起来吗？

我第四次来到灾区，是2009年5月12日，即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此时的灾区和一年前相比，已大有不同。然而，废墟依旧，噩梦难忘。虽然我从灾区人民的眼里的确看到了信心与热情，坦然与笑容；但同时我也分明看见，刚从绝望中挣扎着爬起来的灾区人民的眼里，依然残留着浑浊的迷茫与复杂困惑。换句话说，一年后的灾区，并非所有人的眼睛都是同一表情，也不是所有人的心里都抹去了可怕的阴影。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我就遇见过一个12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双膝跪地，目光呆滞，满脸忧郁，正默默地为遇难的父亲烧着纸钱。我问小女孩，你现在最发愁的是什么？小女孩告诉我说，自从爸爸去世后，妈妈就病倒在板房里，她现在最发愁的，就是家里建房子还差好几万块钱！她很想到成都或者深圳去打工，挣点钱回来，早点为妈妈修一间小房子。这位小女孩的话，让我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灾区人民，真的全部站起来了吗？

直至这次——第五次——来到灾区，我的心情依旧不轻松。虽然，此前从广播、电视、报纸得知，惨遭劫难后的四川人民不仅已经从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还搬进了漂亮小区，住进了高档楼房，日子过得舒服安逸，有滋有味，但我依然心怀忐忑。当今中国，假的东西太多，真的东西太少，真假难辨，是非不清，以至于我对某些报道难以置信。我担心这些来自灾区的报道不切实际，报喜不报忧；或者以点概面，夸大其词，先声夺人，致使灾区一个个神话般的故事，最终变成美丽的泡影。因此，带着对家乡的牵挂与疑惑，我又第五次来到灾区。好坏对错，是非真假，我想还是自己走访、自己辨证吧。

于是此后二十多天，我先后重点走访了成都市的都江堰市、崇州市、彭州市、大邑县四个重灾市县，与各市的书记、市长等相关领导和主要部门负责人作了交流；之后，我又深入虹口、龙池、向峨、天马、三郎、坡子、小鱼洞、龙门山、红岩、磁峰、新兴等10多个镇、20多个村以及若干个灾后安置点和学校，对数十个乡镇镇长、书记、村支书和若干村民、老师、学生，逐一进行了走访，总行程约4000多公里。一路下来，我在曾经见证过尸体与坟坑、残壁与破房、血污与泪水、新生与死亡的废墟上，既听不见昨天绝望的叫喊，悲伤的哭泣，也见不到往日的惊恐与混乱，指责与谩骂，而有的只是灾区人民来去匆匆、昼夜奔忙的疲劳身影，以及他们在废墟上挥汗如雨、重建家园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胸怀与胆魄、勇气与自信。所到之处，我亲眼看见，无论是当官的领导，还是普通的群众，都在拼命加班，疯狂工作；曾经弃家而逃的灾民，要么在田野间耕种，要么在废墟上盖房，个个信心满满，潇洒开朗；曾经失学流浪的孩子，坐在了能抗8级以上地震的教室里，往日的伤痛的哭泣声早已变成了朗朗的读书声；无论是市区，还是乡村，展现在我眼前的，几乎都是齐刷刷的现代化的漂亮小区、别墅群、学校、医院以及喧闹繁华的商业区、高档整洁的活动区和新颖漂亮的生活区；而在高原村、鹿池新村、向荣村、三观村、凤鸣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