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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相信，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我也始终相信，凡是问题，必有答案。陈染这种作家用没有指向的表达，使人以为她们完成了某个世界的虚构，但在这个世界里甚至连词语或者概念都不存在，因为这个虚构根本没有完成。陈染有伤痕文学之后不愿再谈伤痕的羞耻和虚荣，又没有伤痕文学之后另一种不同的文学。有尝试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天真意愿，却没有一点点关于文学或创作的门径，甚至都没有去找这种门径。

先锋派通常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但陈染这样的先锋是被呼唤出来的，陈染的写作是被中文系写作专业教育出来的。她们不知道读者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只好说些有模有样的话，仿佛这些话是从她嘴唇边轻飘飘地落下来，优雅、独特而锋利。但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嘴形。那个时期的中国先锋文学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没留下。

那么，说起来，郭敬明这样的年轻作家们，虽然不入流，但其实还是不错的。毕竟存在这样一些幻想，天真、虚荣、浪漫而不切实际，他写下来，然后有人痴迷，就算境界很低，但毕竟是一种境界。就像物与物之间的平等，生活价值与生活价值之间的平等。但文学本身毫无价值，它只是一个等号，连接欺骗与被欺骗、抚慰与被抚慰、袭击与被袭击、讽刺与被讽刺……或别的什么与什么之间。

然后呢，像我这样当年被陈染迷得不轻的一代，大概是虚无主义的，因为我们在懂得真正的宏大之前，已经学会识破宏大叙事的套路。至少也是怀疑主义的。中毒而不死的人，一般都十分了得。如果我那些大学同学要重出江湖的话，那才叫了得，想想我们当年是怎么被骗得把镜花水月当成铁板钉钉的，要编造些小温馨小细腻小伤感，那还不跟玩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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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少女教会我们的事（1）

文/　李海洋

话说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表弟还只有穿开裆裤的年纪，喜欢流着鼻涕跟在我的身后瞎晃悠。那会儿我不爱好学习，有事没事就跑到游戏机室打街机。我表弟当然跟随我这个爱好。

1998年前后，街机的币只卖两毛钱一个，便宜，但是个消耗品。而且我表弟的技术很烂，平均每三分钟就会消耗一个。因此我不爱带他玩，他从不带钱。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的下午，我舅舅要外出打麻将，所以就将表弟托付给我照顾。我身上只有两块钱，在游戏机室很快就消磨干净了。两个傻小子从里面钻出来，意犹未尽。我搜了弟弟的每个口袋，半个子也没有。

我骂他是个逊炮。他默不做声，突然灵光一闪，说不如去把我爸爸的废书卖了去吧。

这个提议很有建设性。我舅舅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搜集了相当多的书。从《致富大全》到《手相揭秘》应有尽有。这些年做了生意发了点财，平日在家看到当年的那些书就生气，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总之是要把它们卖掉。

我们两个钻进了他们家黑漆漆的储物间，把整整两打的书搬了出来，大概能值个三五块钱的样子。

不如我们把书弄湿吧，可以加大重量。我表弟再次提议。他跟他的爸爸没学到什么好东西，但是我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捆书的绳子解开，那时候我就已经有文艺青年的潜质，趁我弟弟拿书蘸水的工夫，就随意地翻了翻。　没什么好书，全是应用类的书籍，《无线电应用》什么的。其中还有一本软皮的相当邋遢的绿色笔记本。我当时真他妈手欠。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字，很难看，像蚯蚓，一看便是我舅舅的手笔。我看了下标题，即便时隔这么久，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便是日后闻名遐迩的《*》。

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当时还是个处男，什么事也不懂。但本能这个玩意好像是融会贯通的，我很快知道了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叫曼娜的少女和她表哥之类的事情，让我面红耳赤，但是欲罢不能。

这让我丧失了对打机的兴趣，撇下我弟弟，揣上那个小绿本回家研究去了。

那个下午，我的小和尚一直都跳得厉害，看邻居姐姐的眼神也直奔她的下三路去了。为了避免被我妈妈发现，我把这本东西藏在我的床底下。

这一藏就是好几年，我差点都忘了这个事情。后来我上了高中，我们那时候也不开设什么生理课。几个男生没事就在一起讨论生殖方面的问题，这让大家以后都喜欢爆粗口。

我有个同学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他还带我们去看过被他搞过的女孩子。他坐在最后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