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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对，我交朋友是“切”得很清楚的，需要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很放松地跟朋友在一起，那完全就不像唐骏的样子了；我打球的时候和一帮球友在一起，那就是打球的样子，这时候你想象不出来平时我工作那种状态。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和领导在一起，好像很正经、很规范；跟媒体在一起又是另外一种形象；跟员工在一起又不同——我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我不会刻意，但是“切换”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封新城：你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作品来看的吗？

唐骏：作品，或者是我经常说的当作“唐骏公司”来经营的；我的人生就是一家公司，我要学会经营我自己。经营公司有很多方面啦，要产生价值，要产生影响力，要产生回报，对不对？要品牌、要包装，所有的一切，就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自己的人生。

（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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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我发现这个词时，心中窃喜（1）

潜规则概念之父

为什么采访吴思？因为潜规则概念提出十周年了。

同为传媒人，我敬佩吴思。他采访历史，对视现实，是我们时代罕有的追问者。

拜访吴思，我视为一次“吃小灶”的机会。很遗憾，大家只能吃大灶了。

因为珍惜这个机会，也因为忐忑，还约了我的学弟十年砍柴一同采访，给我助阵。

在此鸣谢。

“潜规则”提出十年了

封新城：“潜规则”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98年吧？已经十周年了。

吴思：这个我得回去查一下，差不多。没想到这么快，都十年了。你要不说还真是想不到。

封新城：我昨天在百度上搜“潜规则”，有1600多万的搜索量。

吴思：出书的那一年，2001年，我也搜过，在一两百条徘徊了几个月，年底用谷歌搜，潜规则第一次超过600条。

封新城：潜规则这个词是你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工具，大家都在用它去分析社会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可以说你是“潜规则之父”了。

吴思：应该是“潜规则概念之父”。

封新城：那个时候发在哪个媒体上？

吴思：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上海文学》。有一个思想随笔的栏目。

封新城：发表这篇文章时，没有像现在出书一样热？

吴思：没有。《上海文学》跟那时所有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那时文学已经边缘化了。有一次我和他们的特约编辑梁晓燕在一块儿吃饭，跟她说起我读史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说起朱元璋，就说当时挣多少钱，工资是多少，把银子换算###民币是多少。她说你先别说，回去就把这个写成一篇文章。我回去花了大约一个礼拜就写完了。那篇文章很好写，就是算算明朝的官员挣多少钱，再在前面安一个头儿，把话题引起来。文章开头有一个争论，一个大臣跟崇祯皇帝说，就这么点钱，不是天生不是地长，你说这钱从哪来？这么点钱到处都要用根本不够，不贪怎么行？结果是皇帝要大臣揭发那个贿赂他的人，那个大臣宁可丢了官也没供出那个人来。我就从这个故事说明“做个贪官”的正当性，把这笔账算了出来。

封新城：2004年我们将您评为年度“知道分子”，颁奖词是“你在历史上写下现实的眉批”。

吴思：以前老觉得说不清楚历史上的事情。正着说、反着说，总是觉得表达得不到位、不准确，有什么东西没说透。现在用潜规则的概念来说，在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潜规则。

封新城：你这个是21世纪第一词。

吴思：对我个人，从1974年开始，就憋着东西说不出来了，就是知道有个东西，但表达不好；到1984年有一个笨拙的表达，是没有被接受的表达；到了1997年是一个弱势的表达，在一个边缘的题材之中；然后一直到表达出这个词，我清楚了，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个人过程。

十年砍柴：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个人的人生经历，这个小世界和中国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这个东西？小的人生坐标和大的历史坐标如果不碰到一起，就不可能成功。如果仅仅坐在书斋里，看明史、考据，这都碰撞不出来。以前我看过您的《我的极左经历》，70年代学工，“极左经历”是学农，后来当知青，再后来又当记者。

吴思：对，比如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当生产队长，当大队副书记，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