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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第十九章　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炊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豌豆。那一小瓶辣椒豌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