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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痛了，也不想呕吐了！

站在一旁的空姐们见状很惊喜，马上奔走相告，视为奇迹！她们和机长为患者折腾了几小时，白水、烈酒、胃药以及所有急救措施都用上了，始终无效，而我的治疗总共才十几分钟，而且只用了三根针。大家一边议论，一边想问老人是不是要喝水，哪知老人已经安然入睡。大家的心更踏实了。我却忙开了，空姐们纷纷轮流来找我看病。她们由于职业关系，大多患有失眠、腰背痛和妇科病，有几位还找中医治疗过。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病人醒来告知，感觉很好，恶心、疼痛等症状已经全部消失，机组人员就更放心了。老人继续安睡，我才回座。飞机抵达多伦多后，上来一组带着轮椅和各种仪器的急救人员。我走出机舱前，老人已经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不断挥手跟我感谢、道别。

在北美期间，已有不少加拿大航空的人预约到北京来找我看病。我抵京次日上午就治疗了一位加拿大航空的空姐。从她那里我才知道，那天机长见病人生命垂危，准备在阿拉斯加的机场降落。她感慨地说：“你成了我们机组最后的‘救命稻草’。”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加拿大航空公司首席医疗官贝克里斯的信，他对我为加拿大航空机组和全体乘客的及时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代表公司赠送了我一个表达心意的礼物：一万公里的会员里程。

35、全球中医药大会

2008年10月10日，我到达旧金山与刘教授、乔大夫会合，次日便参加在硅谷举行的“中医药全球大会”。来自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等各地的中医人士都有。中国大陆的除了我们三人，还有来自天津、广州的代表。我们这个团有四人，其中刘教授是官方中医的传人，刘公子刘鹏在国内学中医五年，又在日本学药物七年，也是科班出生，乔大夫是三代家传的民间大夫，我在他们面前只能算个中医爱好者，在这种场合我只有虚心学习的份。

从发言内容和与会者职业可以看出，海外中医基本上以非药物为主，尤其是针灸，极少用药，因为各国对药的管制更严。其实中医本身的特点是非药物治疗与药物治疗并举，但非药物治疗更自然简便，在秦汉以前的古代，非药物治疗一直是中医主流，《黄帝内经》就以谈论经络、气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只用极少篇幅谈论药。可见真正治病，能不用药更好，哪怕是中药。药只能是非药物治疗之后的辅助疗法。这本应成为人类医学发展的方向。

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医更容易，因为其医疗需求迫切，经济水平低，受西医影响少，对价廉物美的中医外治格外青睐。我的判断在这次大会上得到证实。比如，来自莫桑比克的中医江大夫就因针灸技术高明，当上莫桑比克总统的保健医生。他曾是中国援助非洲医疗组的成员，本来早应回国，后来被总统挽留担任其保健医生，上届总统卸任后，本届总统仍然留他当保健养生。总统让中医当御医，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中医外治疗效好、便宜，而且没副作用，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却被中医外治法轻而取下。

中国有庞大的援助非洲基金，若将其一小部分用于弘扬中医，也必功在千秋！来自南美的彭大夫在智利行医多年，由于中医疗效显著，他声名远扬，他的病人也多为当地政商界要人。如果他能得到中国政府或民间机构的支持，将中医教学和医院搬到当地，就如同基督教在中国办学校和医院一样，那将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互补。其区别在于，中华文化进入海外，绝不像西方列强那样靠炮舰开路，而是以道、以德服人。所谓身国共治，盖因中医有道。

会议期间，各路专家宣讲报告，包括耳针、针灸、正骨等等。但实际操作最有吸引力的是我们代表团，因为乔大夫不善讲理论，刚讲几句就说：“我最擅长的是临床治疗，凡是有颈椎、腰椎痛的人可主动报名上台治疗。”当即有许多人举手，于是我眼前再现了我在民间中医大会上看到的那一幕：乔随便叫了一个患者上来，治疗时大家纷纷从观众席上围拢，近距离观看、拍摄，很快病人症状解除，患者和观者皆兴奋不已。患者再一个接一个上来，患颈椎、腰椎病的都有，病症很快解除或减缓。很多人批评中医没有西医那样的统一标准，其实这正是中医的优势。中医虽道法自然，但法无定法。我见过不只一个像乔这样手到病除的大夫，但他们的手法都不相同。乔的正骨法、针法都很猛，正骨过程往往如柔道搏击，下针时常常三针并在一起扎，所以其手法一般人不易学会，艺高胆大之人方可为之。

刘教授既是治疗疑难杂症的高手，也是养生专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