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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再次，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也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