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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黄宗羲八岁随父在任所读书。当时，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败不堪。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等，了然于怀。

黄尊素为阉党所害，被押送京城。临行前，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绍兴刘宗周为师，并嘱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在他进出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其事轰动海内外。

黄宗羲一生著述不断，而且愈到老年愈勤奋，年逾八十，著书不掇。他所开创的“浙东史学”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由于黄宗羲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贡献，与孙奇逢（河北容城人，明亡隐居不仕）、李颐（陕西周至人，讲学江都，门徒甚众），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

黄宗羲在经济领域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积累莫返之害”之论说被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纵观历史上多次税费改革；出发点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中央领导###等同志了解到这一研究成果，把它看作一面历史的镜子。这是史为今鉴的最好栓释，也是黄宗羲留给后人的一个命题，一笔思想财富。

康熙三十四年初秋，黄宗羲病重不起，写了《梨洲末命》一文，文中嘱咐“吾死后，即于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不可用纸钱，见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所送银钱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可在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要求在其墓前树立石条两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沼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临终时，他口授《绝笔诗》命儿子作记：

筑墓经今已八年，

梦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输与鸢蚁笑，

一把枯骨不自专。

俞樾

（1821—1907）临终诗笔尚如神

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俞樾，师法乾嘉学派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颇有成就，授徒多年。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

临终前，俞樾作留别诗10首，又做“自喜”诗和“自恨”诗，代讣辞行，颇为潇洒豪迈，在戚戚别情中掩藏着大气和高亢，如其《别门下诸君子》：“寂寞元亭杨子云，偏劳载酒共论文。不知他日三台路，谁过空山下马坟。”《别此世》：“自寄形于此世中，扰扰事无穷。而今越出三千界，不管人间水火风。”《别俞樾》：“平生为此一名姓，费尺精神八十年。此后独将真我去，任他磨灭与流传。”《临终自恨》：“茫茫此恨竟何如，但恨粃糠未扫除。七尺桐棺三尺土，此中了却万言书。”“临终自恨”诗乃曲园老人临终前，弥留之际，口授此四句，言语已不十分清晰，乃是由他的孙子俞陛云先生以耳贴近曲园老人口边，记录下来的。真可谓是“临终诗笔尚如神”。

作为经学大师，遁世隐居的俞樾对经学的命运颇为悲观，他在遗书中说：“吾家自南庄公以来，世守儒业，然自今日，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以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精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子弟也。”“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