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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中，这是一段短暂然而不应忽略的插曲。从前他在《碰伤》中说：“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譬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三一八惨案后，他说“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522，言外之意还是如此。将“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与曾经概括的五四两大流弊“有公理无强权”和“群众运动可以成事”相对照，可知周作人之抵制群众运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办法是错的”。而在他眼中，北伐革命大概属于“对的办法”。也就是说，当不再“有公理无强权”，他就以为“可以成事”；从而忽视了归根到底这仍是一场“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周作人所谓“自己的责任”之所以独立于群众运动，因为这才称得上“思想的战争”的一方，群众则与此无关，抑或只能居于反动地位；现在以“思想的战争”形容一场实际上的群众运动，说明并未排除“自己的责任”可能借助特定的群众运动得以实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换个说法正是“文艺复兴”、“觉醒”；这样一来，“革命是不会有的”、“赤化也不会有的”之类预言，好像也推翻了。周作人彻底认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尚须时日，或者说，要等到有人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之后。

这一天很快到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所作《命运》523，标志他的希望开始破灭：“几年前我有过一句不很乐观的话，便是说历史的用处并非如巴枯宁所说，叫我们以前事为鉴戒，不要再这样；乃是在于告诉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了。见报上载国民党内讧的新闻，令我更确信以前所说的话是不错了。我们不必说明对于所谓左右派是什么意见，但总之觉得‘太平天国’的影戏似乎在演起头了。无论怎样懂得唯物史观，却不懂得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七十年史，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易卜生在他的剧中高呼曰，‘鬼！鬼！’这是何等可怕。嗟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虽然科学家硬叫他曰遗传。”好比把从前所说“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重述一遍。两天后，周作人日记有云：“植树节，驼群同人至海淀旅行，在士远处午餐。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八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他著文颂扬李大钊“以身殉主义”524；并偕同友人保护烈士遗孤：“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525六年以后，又参与筹划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以及联系出版全集。而在当时，更大的打击继而降临：南方开始大肆清党。对此周作人说：“普通只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这惊异也将消灭，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526他所企望的“思想的战争”或“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被残酷的现实所一笔勾销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7）

然而周作人并未就此沉默。他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国民性——所说“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答案就在于此，这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其实是一回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527“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个，我不愿外国流氓来冷嘲明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