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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项研究的宗旨，周作人说：“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衰运转轮，犹若旦莫，其源竭也。将兴之国，靡不重其种息，故富进取之气，而有未来之望。”212不无藉此实现《望越篇》所谓“种业更除”之意。至于所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后来他提出以“子孙崇拜”替代“祖先崇拜”，或即发端于此。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关键在“以儿童为本位”213，而对“儿童”的理解实有别于既往：“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214“小儿的发见”以后被他归为“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215之一。这几年的研究工作，是周作人形成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儿童作为一种独立存在，自具其一应特性；据此而施行合宜的教育方法，旨在保障他们享有健全完善的生活：“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使顺应自然，发达具足，然后进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使自体会，以择所趋，固未为晚，若入学之初，即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则非特弗克受解，而聪明知力不得其用，亦将就于废塞，日后诱掖，更益艰难，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有也。”216

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4）

周作人以儿童文学可供儿童教育应用，故特予留意；但并不忽略其文学特性，而且将此视为根本：“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余效益，皆为副支，本末失正，斯昧本义。”217自一九一一年归国后起，就积极从事童话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说：“用童话者，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218所作《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等，皆属此例。他更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219结果只征集到一首儿歌，他自己则陆续记了二百来则。手稿留存至今，题为《童谣研究》，包括所辑录的古今有关论说，古代童谣和今代童谣，后者或据范寅《越谚》转抄，或为周氏亲自搜集。稿本注明“二年癸丑一月始业，拟编为《越中儿歌集》一卷”220。以后他的兴趣由儿童教育转向民俗研究，拟据此写成《绍兴儿歌述略》，“笺注这一卷绍兴儿歌，大抵我的兴趣所在是这几方面，即一言语，二名物，三风俗”221，但仅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一篇序言。

周作人依旧保持先前的文学抱负，虽然作品并不算多。他说：“现既以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文学之意义由今日言之，已趋于人生之艺术之一面，故小说自亦随之转变，非仅供娱乐为观美，当关于人生根本问题有所关连，乃有价值可言。改良社会，自亦在范围之内，唯不仅限于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决为足，盖问题至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轻为解决，而当以研究为要也。”222可谓承袭当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云“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不过更深入了；由此进而提倡“人的文学”，只是一步之遥。而另一处所说：“中国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中之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223则又为标举“文学的贵族化”埋下伏笔。他提出的“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主要是针对当下通俗文学之迎合大众口味和肤浅干预现实而言，旨在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而这与他此前此后的看法正相一致。就中惟有涉及语言形式时，仍持民报社听讲以来的“复古”立场，有待于文学革命兴起，再行订正。此时所作短篇小说《江村夜话》224，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与十年前的《孤儿记》相比，艺术手段大为提高，关注弱者的悲惨命运则一以贯之；虽然发表在《中华小说界》时被列为“社会小说”，却与一般揭露之作大相径庭。

周作人传 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