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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宝玉，有个十分令人费解的“爱红毛病”，就是爱舔食女儿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动的表现，以宝玉的身份地位，要哪个女儿不可得？如果仅仅是异食癖，奁中盒内，胭脂尽多，何必舔食女儿嘴上那点可怜的胭脂？其实，《红楼梦》中关于“爱红毛病”的描写，也是象征性的。象征的就是从事言情传奇的创作活动。当时的言情戏剧，都是以描写女人为主的。从事这一行，正所谓“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当。

《红楼梦》主人公宝玉自命“绛洞花主”（一说“花王”），读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宝玉自命“须眉浊物”，连说“女儿”两个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时为姐妹们甘充厮役，如何以“花主”自居？众女儿又如何肯承认他的“花主”地位？其实，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红楼梦》中对《长生殿》的象征性描写，这些不可理喻的描写都不言自明了。在清初的传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顶峰是《长生殿》，洪昇在传奇界自然有“花主”的无上地位，因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

《红楼梦》确实不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并不十分干净。其中对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描写，对贾琏与灯姑娘的床上动作描写，对贾珍父子兄弟与二尤鬼混的描写，对秦钟和智能、茗烟和万儿幽会的描写，都属宣淫而非言情。《红楼梦》的言情宣淫写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惊世骇俗之举，特别是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巩固，对“脏唐臭汉”社会风气的否定，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强化，使封建知识分子都虚伪地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道学形象。元代虽然文学管制偏松，屡有言情作品出现，但公然宣淫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有在17世纪，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环境下，文坛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纪，雍乾以降，随着文化管制的加强，文字狱的震慑，对淫书的禁毁，这股文坛淫风才销声匿迹。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由于不满理学统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风气，市民阶层自发地要求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对宽松，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二是社会上盛行奢侈之风，官僚贵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贵人家，“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饱暖思淫欲，致使淫秽放纵之风盛行。三是理学思想异化造成的，产生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题而使理学坠入空疏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内心体悟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心学”的副产品，是“理学”异化的过程和结果。

17世纪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追求香艳，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说《金瓶梅》和传奇《牡丹亭》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传奇《长生殿》、《桃花扇》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话本集、长篇小说、传奇杂剧，则多如牛毛，不可胜举。雍乾时代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学作品的共性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红楼梦》中“女水男泥”的怪论，就是明末大儒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首先发明的。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谢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可见与《红楼梦》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当时的文坛，无论是名满天下的巨匠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都竟相吟艳词淫诗，作春宫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为荣，《红楼梦》描写的宝黛读《西厢》场景，并非作者新创。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所谓“淫书”，也不乏用梦幻手法表现的作品。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在于规避文网，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爱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用的“假语村言”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当时众多的“淫书”、话本，用的也都是白话，浙江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传奇界看，这一时期传奇作品的唱词和念白，也自觉做到“明白如话”。人们常把“白话运动”归功于“五四”，其实，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就开始了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