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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亦即盛装手稿的书箱带来，交给黄蕙“理陈箧”。可以想象，黄蕙整理完丈夫遗物之后，必然把盛装书稿的箱子继续交给曹家，目的依然是为了完成丈夫的出版遗愿。交给曹家前，黄蕙“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在箱中草草题写了那首“悼亡诗”，就是顺理成章的推断了。

清初问世的《天宝曲史》一书，作者和编校者分别题署为“苏门啸侣”与“芹溪处士”。“苏门啸侣”是大戏剧家李玉的别号，《天宝曲史》的作者为孙郁，可能系伪托的“苏门啸侣”之号，这在中国古代是常事，不足为奇。这个“芹溪处士”，笔者考证就是洪昇早年的别号。洪昇在创作《长生殿》之前，曾长期收集李杨爱情故事题材，《天宝曲史》就是写李杨秽乱故事的，洪昇很有可能为其编校，这在《长生殿》序言中亦可间接得到证实。

如果这个“芹溪处士”确为洪昇早年别号，一切问题都迎仞而解了。这个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本来就是洪昇这个“芹溪处士”的书箱，原来是洪妻黄蕙装花样子的箱子，后来洪用来装书。由于携带方便，所以出门时用以装“行卷”。洪昇死前，“行卷”留在了曹府，有曹寅诗为证。书箱中“题芹溪处士”的诗，当初根本不是题给曹雪芹的，而是题给洪昇的！此书箱正是同《红楼梦》手稿一起存放在曹家的，六十年之后，传到了曹雪芹手里，以后书箱又传到张氏后人，传沿的线条十分清楚。

书箱从此流落在曹家。曹寅后期，烦心的事情不少，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哪有精力和财力，为洪昇镌刻这部百万字巨著？曹寅死后，曹家中落，谁还会对出版洪昇的作品感兴趣？再说曹家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了。到了乾隆中期，曹雪芹发现了这对箱子及其箱中的手稿，百无聊赖之际，仔细读来，心灵必然引起极大震撼和共鸣，因此“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传抄开来，这就是《红楼梦》在乾隆年间方得问世的根本原因所在。书稿问世了，书箱必然还在曹家。不知什么原因，被曹雪芹的朋友在书箱上又补题了“题芹溪处士”和“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两句话，由此，这对黄蕙的嫁妆箱箧就变成了所谓“曹雪芹书箱”。曹雪芹死后，书箱落在张宜泉手，由张家后人保存至今。这就是对“曹雪芹书箱”来历的最合理推断。

问题是曹雪芹为什么要以“雪芹”、“芹溪”为号，恐怕也同这个书箱有关。书箱中写的“芹溪处士”，正是《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既然对《红楼梦》文稿花费巨大精力“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说明他对《红楼梦》书稿及其作者崇拜已极，用崇拜者的别号为自己取字和号，不是极为合理的推断么？如果曹雪芹确实是因为崇拜洪昇而取号“芹溪”，那么在他披阅增删的过程中，在书箱上补题“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也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一年正是他“披阅增删”的时期，上面的“题芹溪处士”字样与他的号也不矛盾，无须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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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人物（1）

第一节 林黛玉

《红楼梦》作者对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描写刻画，不能说不成功，但又不能说没有缺陷。最突出的不成功之处，就是林黛玉的年龄、阅历与她行为、思想不相称。从年龄看，林黛玉进入荣国府时不过五、六岁，直到抄检大观园、姐妹们即将风流云散时，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而已，还是一个刚刚到了青春萌动期的孩子。从阅历看，林黛玉母亲去世后，即被外祖母家“收养”，除了少不更事时期在扬州家中外，基本就生活在荣国府潭潭园宅内，从来不曾迈出大门半步。可是，在这个如此年轻、如此单纯的女孩子的诗中，却不时流露出一种浓浓的离愁别绪，一种浓浓的漂泊无奈，一种浓浓的压抑悲伤，一种浓浓的渺茫悲观。

诗言志，任何诗词，都是诗人心灵的折射。如果不是在安史之乱的离乱社会中奔波，诗圣杜甫不可能写出“三吏”、“三别”那样的史诗。同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如果没有与她诗中透露出来的情绪相适应的生活基础，似乎不可能写出《葬花词》、《柳絮词》、《秋床风雨夕》、《桃花行》、《题帕三绝》等回肠百转、泣血哀伤的诗词。当然，林黛玉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行为同她的人生阅历也必须是吻合的，否则，就是作者的败笔。从《红楼梦》作者的大手笔看，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败笔么？似乎不应该，也无此可能。那么，《红楼梦》书中出现林黛玉身上的这种怪现象，其中必有重大隐情。这个创作中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

如前所言，《红楼梦》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