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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却较为安全。公众已经被眼科手术一般都能成功的事实娇惯坏了，因此总是指望手术后能够痊愈，但要是一个“神经症专家”未能使病人恢复健康，谁都不会感到惊讶的。人们还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娇惯坏：神经病专家至少“在这种疾病中花费了很多心血”，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听天由命，或者只好走着瞧。

就拿女人来说吧，首先是来月经，然后是结婚，接着是绝经，最后就是死亡，一劳永逸。而且，精神分析者对神经症患者所作的医疗工作也是那么不明显，以致没法找到指责的理由。

他治病不用医疗器械，也不用药。

他只是同患者谈话，试图通过谈话向他灌输什么或者使他发泄出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不会造成任何危害的，尤其是如果分析者避免触及令人痛苦、令人不安的话题的话。

一个在医疗中不拘泥于课本知识的分析者无疑不会忽略改进分析方法的尝试，总会努力拔去分析的毒牙，使患者不对此感到讨厌，不过他应该停留于这一步才是明智的。因为他要是真的敢于唤起患者的抵抗，却又不知如何对付它们，那说实在的，他就真的会使自己不受欢迎。

为了诚实起见，我不得不坦率地说，一个未受训练的分析者对他的患者所能造成的危害要比一个技术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小。分析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充其量只是使患者白费精力和费用。延误或减少治愈的机会。再进一步说，分析疗法的名声当然也会降低。这一切都是极不理想的，但是同外科庸医的手术刀所带来的危险根本不能相比。根据我的判断，即使是拙劣的分析治疗所造成的病情严重加剧或持续加剧也不必害怕。过一段时间这些不良的反应就会自然消失。同触发疾病的生活创伤相比，这一点点失误算不了什么。事实无非是，以不合适的方法试图治愈，因而没有给患者带来益处。

“我一直在听你谈论分析中的庸医，没有打断你，不过我倒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你好像难以克服对历史解释中的医疗行业的敌视态度。但是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要从事分析，那就应该由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来从事。

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这种训练吗？“

我想大概是这样。只要医学院对分析训练机构的态度保持不变，医生们就难以抵挡贪图方便的诱惑力。

“不过你好像始终是在有意避免直接表达对外行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的推测是，因为不可能阻止想要从事分析治疗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说是出于报复而想通过剥夺他们在分析中的垄断权并把这一医学活动向外行敞开大门的方式来惩罚他们。“

我没法说你是否猜对了我的动机。也许以后我能向你表明一种更不偏激的态度。

但是我仍然强调这个要求：凡没有经过特定训练获得分析权利的人都不应从事分析工作。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医生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那么你究竟要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呢？”

我还没有考虑到那一步，而且是否会考虑到那一步我也还说不准。

我倒想跟你讨论一下另一个问题，并首先触及一个特殊的要点。据说当权者在医学界的煽动下想要彻底禁止外行从事分析治疗，这样的禁令也会影响到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界会员，而这些会员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已在实践中大大完善了分析技术。

如果这一禁令付诸实施，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有一些人被剥夺了从事某种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们能够完成得很好的活动的权利，而另一些无疑也具有类似把握的人却可以自由从事这同一项活动。准确说来，这不是法律应该产生的结果。然而，这一特殊问题既非十分重要，也非难以解决的。涉及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们很可能会移居到德国，在那儿没有法律会阻止他们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公认。只要希望使他们摆脱这一禁令，减轻法律的严厉程度，根据一些众所周知的先例那是很容易能做到的。

在奥地利帝国，允许一些臭名昭著的庸医亲手从事某些领域的医疗活动——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真实能力——是经常发生的事。

这类人大都是农民行医者，他们的推荐证明似乎往往是由某一位公爵夫人——这种贵妇人曾经多得很——提供的；但是这在城镇居民中根据一种不同的、仅仅是专家的保证也应该可能做到。这样一条禁令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将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