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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听钢缆吱吱叫着，总是要想到从前那红针转动时候从容的样子，还有电梯在你要上去的那一层停下来时，那红针处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叮”。

要是你可以走到老公寓的里面，当然就看到更多的东西了，看到棕黄色的长条子地板，踩了八十年了，一打上蜡，还是平整结实，油光可鉴；看到厚重结实的房间门，褐色的好木头，上面的黄铜把手，细细地铸着二十年代欧洲时髦的青春时代的花纹，用了上百年了，还纹丝不乱；看到浴间有妇女专用的清洗盆，水流像喷泉一样从下而上；看到走廊的一面嵌在墙里的穿衣镜，在暗处照着人，水银定得那么好，玻璃压得那么平，隔多远照人，也不走样——

那时候，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从前的上海，是有过精致的好日子啊。

只是你真的走在那里面，坐在那里面，还要闻到陈年的油气，旧木头气，灰尘气，食物气，马桶前面的一小块地方日久积累下来的尿臊气，浴缸下水泛出来的肥皂水汽；你还要看到高大雕花的天花板上黑白莫辨，花纹里全是灰尘，像耳朵眼里全是耳屎，宽大的厨房里通体全是黄褐色的陈年油烟，遇上的灰尘，就在上面一缕缕地吊着，像圣诞树上挂小东西的绳子——

那时候，也是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怎么把房子住成了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最喜欢在初冬的雾夜，街上的人静下来以后，自己骑着自行车在老城一带慢慢逛，他说，那时候，夜色把老房子的颓败掩住了，雾模糊了许多东西，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在几十年以前的上海，一切都是新的，好的，美丽的。他就是那一类上海怀旧的年轻人，心里满是为自己故乡而起的沧桑。他们当然也知道怀念租界时代是不对的，于是他们不说这个词，他们说“三十年代”。

上海的每栋老房子的拆除，淮海路被移走的每棵梧桐，美国快餐在上海的每个分号的开张，他们都是最坚决的反对者。

有时候他们不被年老的上海人所理解，有一个在上海最繁华的时期在法租界住的老上海就说过，那时候他在街上玩，堵了走过来的外国人的路，曾被那个人“去”的一声，好像是赶狗。那个声音给了少年的他深深的侮辱，所以他说，不知道那样的心情，怀什么旧。

是的，看上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真正看到过从前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真正生活在那样把外国人当作一等公民的故乡，他们怎么可以怀旧，又凭什么怀旧呢。

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外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也没有看到从前的社会到底有怎样的不平。他们看到的是从前留下来的房子，是最美的；从前生活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是最精致的。而他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女人没有香水、男人不用讲究指甲是否干净、街道上没有鲜花的匮乏的时代，所以他们就这样靠着对旧东西的想象而成了怀旧的人。

这城市破败而精美的建筑，就是他们怀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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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十年记（1）

我写《1993年上海大拆屋》时，街上成堆的建筑垃圾和路边翻修到一半的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准风景。我最记得那些正在翻修的房子，应该说它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房子，工人们忙碌着拆除房子上的违章搭建，加固摇摇欲坠的阳台，清洗外墙上几十年的积尘，那些房子，隔着毛竹搭起来的脚手架看，好像一张女人的脸，上面还留着撕到一半的面膜。修到一半的房子，特别是外墙粉刷到一半的房子，有种狼狈而惊愕的表情，那个表情极像面膜卸到一半被人撞见的女人。这样的风景，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

就在那时，偶尔路过了徐家汇。偶尔见到从来都紧闭门窗的修女院，竟然大门洞开。我为此大吃一惊。那里是天主教修女的静修院，一向与世隔绝。小时候，我来这里参观万婴墓的时候，曾听到过她们唱圣诗的声音。小孩子很怕修女、教堂和神父，以为他们背地里都喜欢吃小孩的眼睛。路过修女院时，女孩子们都紧紧挤在一起，全身的鸡皮疙瘩。这时，从涂满黑色柏油的篱笆后，传来了修女们的歌声。女孩子们被歌声惊吓到，像一群鸟一样尖叫着，四下逃去。那时我很小，但因为曾经吓得要死，所以一直记得那个修女院。

在接近修女院时，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褐色木门上，钉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谢绝访客”，那字写得端庄谦卑，使人想到五十年以前的人。经历过*的大字报运动以后，中国毛笔字里这种清秀恭敬的精神，已经永远消失了。

直到已经来到了宽大的走廊里，直到从修女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