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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军队纪律，地方同志包括外国朋友都知道解放军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些人以为我军的纪律就这么几条，这实在是一个误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是建军之初，毛泽东为红军规定的纪律。后来，红军的纪律法规不断完善，先后颁发了《暂行内务条例》、《奖惩条例》等规定，逐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组织纪律、财务纪律在内的、比较完备的纪律体系。只不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历史上的影响较大，又被编成歌曲到处传唱，所以人们常以它作为我军纪律的代名词。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队伍有了较大发展，但大都分散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针对当时部队管理中存在的制度不统一和作风纪律松弛等现象，中央军委相继颁发了《内务条令》、《内务制度》和《军队纪律条令》草案，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重申了我军管理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各项纪律规定，用以规范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的生活秩序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条令条例的颁布执行，使我军依法治军的水平有了明显进步。

1947年10月，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革命见到胜利曙光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听取各方面意见，亲手修改并以解放军总部名义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人们见到的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经典表述，就是那时确定的。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军各部队普遍加强了纪律教育，各级领导带头讲纪律，模范执行纪律，广大官兵的法纪观念又有新的提高，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及顺利接管大城市，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朱德总司令曾总结道：“纪律是军人的生命。我们纪律好，秋毫无犯，人民到处欢迎，胜利就快。”《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第三辑，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克服我军在长期战争状态中形成的游击习气，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开始将正规化列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毛泽东同志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强调：“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0页。这就是对我军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五统四性”。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军将正规化建设列入总的奋斗目标，陆续制定颁发了新的共同条令、战斗条令、军兵种条令和有关专业条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军又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军事制度改革，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建立了军官留营值班、城市驻军军容风纪维护、安全防事故、点验等制度，对军人着装、举止、仪容和礼节等各个方面做了进一步规范。随着这些制度和规范的落实，我军正规化建设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不过，我军正规化建设发展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军队要不要实现正规化，如何实现正规化，军队内部包括高层领导也曾有过争议。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反教条主义，将学习苏联红军经验，搞正规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过头现象，上纲上线到“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高度上来认识，错误地批判了部分同志，造成了思想认识的混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正规化目标开始淡出军队建设的视野。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东西泛滥成灾，其表现之一就是将正规化作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批判。部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混乱，只讲革命化，不提现代化，批判正规化，甚至连条令条例这些军队管理的基本章法也不怎么提了，部队的法纪建设长期止步不前。加上受地方“造反有理”等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部队思想松懈、管理松散、纪律松弛的现象比较严重，作风纪律状况大不如前。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很快便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进行拨乱反正，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明确军队究竟要不要加强正规化建设。随着“左”的思想的消除，全军上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