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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粮还勉强能凑合着，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太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派名目大约有三十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二百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些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作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区这个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他们的信息几乎完全依靠口耳相传。旅行中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府却从中渔利，平件收保存费一角，挂号收二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积如山，却无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来。”

片刻，隔壁大婶端来一碗呈金黄色的水。我不及多问，以为又是少数民族的“油茶”之类，接过来就大喝一口——扑！我感觉嘴巴里的水又咸又酸，连忙吐出来，惊愕地问：“这是什么水呀！”

大婶急了：“这正是咱家浸萝卜的浸水呀！”

我的天！原来他们将“井水”误听为“浸水”了。当我亲自跑到水缸里舀一碗井水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轰地一下都笑了起来。

一直畅谈到午夜，大家才渐渐散去。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虎妹提着一个葫芦送给我，说：“叔叔，你用它在路上装水喝吧。”

“谢谢你，虎妹子！”我摸着虎妹子的头，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慨。在武陵山旅行，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无论哪一家，你都可以一直走进去，把行李放在地上，随便地坐着，无须任何虚伪的客套和主人聊说。主人的脸都是和善的，一杯热茶、一袋旱烟，一碗包谷酒，一天的疲劳便统统地扫去了。他们都对我再好不过，可是我却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走下天堡寨高高的山坡。

下午路过一个村庄时，我被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吸引过去。这读书声是由一座茅屋里传出来的。

茅屋共两间，其中一间铺着床，架着锅，显然是教师的卧室兼厨房。另一间支了一块脱漆的小黑板，前面摆着四条长木凳，没有桌子，孩子们将书包用一小木板平放在腿上写作业。我数了数，一共有九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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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武陵　神奇的红土地（5）

讲课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师，他见我站在门口打量，便放下课本，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坐。

老教师替我倒了一杯茶，主动介绍道：“村里头还有一所学校，在山的那边。这边是两个居民组，孩子们小，到山那边去读书很不方便。村里曾多次申请在这边办个学校，但是财政困难，教育局不批。所以，我就在自家办了个……也算是学校吧，已经办了十一年了。”

我凝视着老教师，他很瘦弱，那张脸经长年的艰辛已经爬满了蛛网般的皱纹。头发、胡须苍白，背微微佝偻着，上身穿一件已经褪色的蓝布旧衣，下身是一条不辨颜色的大裆裤，屁股上打着补丁。

我禁不住问道：“您从教几年了？”

“快四十年了。”老教师告诉我，“我是民办教师，国家每月补贴我三十二元五角钱，不太够用，课余时间还要帮家里种地。”

“你每天上几节课呢！”

老教师回答：“每天上五节课，与正规学校是一样的。山里孩子念书不容易，我不能误人子弟呀！”

这时，我发现一个女孩子在用左手写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