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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

父亲的这场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挥毫，绞尽脑汁有关，但埋下的病因，却要从他“自愿”辞去北平《新民报》的职务说起。许多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总是从“书如其人”来推测，以为他长于辞令，精明强干，洞察世事皆学问的人，其实大谬不然。生活中的“张恨水”是一个寡于交游，憨厚老实，木讷少言，略显“土”气，不善于周旋的书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戏言，在谈笑风生的朋友群中，“谁最不像张恨水，谁就是张恨水。”事实确实如此，父亲虽然倚马才高，万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却充满着天真，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去对待世事和人际关系。“知夫莫若妻”，母亲就常打趣父亲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用书本来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满拧”。父亲尽管已是蜚声国内外，但他自视平凡，从来都没有特殊之处，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熏陶，以真诚待人，不把名利置于心上而淡泊自甘，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这是他的缺点，自然也是他的优点。报社本是个复杂的场所，父亲虽然办报有方，但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报社内部的权力之争。此时总社派来了副经理曹仲英先生和总编辑王达仁先生。王先生年轻活跃，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新民报》协理、主笔兼北平社经理。虽然北平《新民报》在父亲的惨淡经营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数年间其发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报之首，亦是《新民报》五社八报之冠。仅以此而论，可说是成绩斐然，为《新民报》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然而事实却不然，他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既然总社派来了人，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再任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于1948年秋，辞去了北平的《新民报》的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北平《新民报》，结束了他奋斗30余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报人生涯。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坐在大餐桌前，编辑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当时北平的《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先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该报用了3天的时间发表长文，给父亲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说成似乎是“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虽然后来真相大白，王达仁先生也亲自登门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但那已是后话，是父亲大病数年后的事情了。

病榻缠绵有3年（2）

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件将书续完了。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　哈尔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但是笑鸿叔说什么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牙牙学语”；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可能是因为父亲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