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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是一党*，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第五章 思言时代（2）

这些全面性的对抗，就是北大、清华系统转移到台湾之后，和国民党的力量的对抗。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到沈刚伯到许倬云，我的上面一堆大头，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首当其冲，斗争非常激烈，我三十三岁就血压高了。

1960年代的气氛真是令人窒息。学校里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有保护自由分子的人。陈雪屏先生是党部秘书长，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张群跟陈雪屏私交很好，张群跟王世杰私交也很好。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思与言》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个人生阶段。前面所受的训练教育环境，都是为三十岁以后做准备，所以孔子说“三十而立”，有道理。立不是建功立业的立，是求自立的立，不跟着人走。我立的方向，应当和同年龄在台湾一路长大的人立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前面受到一大堆外国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也和许多留学生的立不一样，他们是在学问里立，我在做人里立。我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我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说：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有所作为，我们不能放任一党的错误方向，我们也不走共产路，但我们都有社会正义、公平的思想。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要发表刊物，先成立社，宗旨是在讨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工作之中，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五六个核心分子的想法，是要找一个*制度下逐步演化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国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