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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和创造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种使社会安定的思想方法，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因为这说到底属于人心之学，而人心是最富于变化的；而且每个时期面对着各种复杂的情形，人心又大为不同。人性是各个时期都相近的，即孟子说的“性相近”；可是亚圣还说过一句话，即“习相远”。这些人性的习气习性是因时因地而变化而组合的，于是经过了新的变化组合之后，一切也就大不相同，不好掌握了。从历史上看，无论多么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品质，都会有人批判质疑；无论多么伟大的设想，都会被挑战和争论，最后或者被搁置、或者被推翻。即便连圣人孔子的“仁”和“义”，也几乎弄到了不能立足的地步。由此看，思想和伦理范畴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积累的，它的不能积累不能进步，也就导致了其他，比如战乱和种种人祸，全都来了。人祸从来大于天灾，这是人类历史得出的又一个结论。在人祸面前，人类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是一个传递了几百年的王朝，一夜之间就被扫荡一空了。

有人还曾经将逃出“周期率”的希望、将国家强大的希望寄托在科技的振兴上。表面看这似乎是一条捷径，进步的科技会直接强国强军，而国强则不败，民富则安宁。其实际却远远不是如此，有时甚至相反。因为科技决定不了国力投放的方向，它只能加强国力；如果强大的国力用反了方向，国家和民族也只有加速失败，甚至毁灭这么一条路。事实上，人类的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发达，也从来没有面临着今天这样的灭顶之危。人类正企图从自己的毁灭之剑下边赢得逃生的时间，这就是对核战争的全力遏制。今天的世界各国在阻止核战爆发上所花掉的时间与精力，更有财富，大概早就难以计算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科技是一种可以得到有效积累的东西，它将或快或慢地一路向前，即便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灾难，也依然如故。核能的飞速发展期，恰恰在全世界打得不可开交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正因为思想伦理范畴的东西最难以积累，财富与国家的强盛也就难以持久，甚至连较长时间的保存都做不到。聪明的国君于是就千方百计地积累思想，想象治国的各种办法，如齐国的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创举。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大聚会，前后经历了一百五十余年，规模不可谓不盛大。但这种大积累的努力同样失败了：在齐国畸形繁荣的物质追求当中，在不可阻挡的享乐奢糜的浪潮中，这个学宫逐渐给挤到了边缘，最后给挤垮了。从此，几乎再无人尝试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思想文化的大积累了。而且具体到稷下学宫，那里面派别林立，各种不同的学说吵翻了天，几乎不是在讨论，而更像是在打架，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思想和文化，也包括伦理和道德这一类东西，它们到底能不能得到有效积累的质疑了。

从怀疑积累到厌恶积累、仇恨积累，于是就走到了秦国的焚书坑儒这一步，有了这样极端的例子。

看来思想与文化的积累才能最终确保物质的积累；而思想与文化的积累是一个更复杂更艰难的过程，它的曲折性与冲突性会出人预料地巨大。但人类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恒力，不能去继续发展这种积累，等待人类的只会是更大的浩劫。人类的坚忍和宽容、对物质主义的警惕和反思，大概是确保思想文化积累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吧。

秦始皇的修陵与现世情结

（见原书第七章之《残忍与气派》）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的一句名言，它前边的连句是：“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孔子和他的弟子说过了多少漂亮话，而且总是那么含意深远，咀嚼不尽。这里说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一切都放得下了，再没有强烈的欲望左右他了，他于是才有可能回到孩子一样的本真和实在，会对世界充满友善。这也许说到了人性的根柢上吧，我们发现西方也有个临终忏悔的仪式，大概也是建立在“其言也善”的可能性上，在“人之将死”这个基础上。观察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也像观察一个人一样，要看看它在最后那个阶段的言与行；观察一个帝王一个国君，看看在他死亡的前后，他和他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特别的时刻。

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