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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能力；而中医则更多地向后看，要不断挖掘经典，将经典发扬光大。平心而论，属于中医本质方面的发展，如认识和诊治手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多少进步，反过来直到现在还仍然在不断地发掘经典中的深义，以此来深化中医。这种一个往前看、一个往后看的差异，恰恰也是一部分人背弃中医的理由。

实际上西医的观念确立的时间并不长，它的体系的形成历史很短，即便往后看，也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和理论深度，也只好往前看。更重要的是，西医离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发现，几乎就不能成立，它的本质属性就是往前看的。而中医是根植大地的心学，几千年来人与大自然建立了最直接最朴素的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人与山川大地上的一切，那种朴素亲密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强，而是变得越来越疏淡了。于是人关于自然大地的悟想能力，最强大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人类经历的千万年的历史，它所包含的全部悟想和经验成果，也就成为永远挖掘不尽的宝藏。

所以处于一个现代科技的世界上，机械逻辑的探求正步步走向深入，而由此带来的表面化和简单化，还有片面化，必然要伤害到中医的思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难寻觅，这很可能也是人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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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家与文人从来都是合二为一的

（见原书第五章之《百草与文章》）

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会发现，一些大文人同时往往也是好医生，或者是对医学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有的虽非专业行医人士，却道出了医家未能道出的玄机。曹雪芹是一例，苏东坡也是一例。类似的例子太多了。苏东坡有过一句常被医家引用的名言，叫“大实若虚”。反过来观察那些有名的大医家，差不多也个个都有坚实的文章功底，他们的医学著述，特别是留下的医案，其描述真是生动透彻到令人拍案的地步。文人有时忍不住要给人讲一点药方，或医家忍不住要铺展一番词藻，都是因为二者内里相通的缘故。

识得百草即成医家，百草生情即变文人。形象思维的生动，辩证思想的精密，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属性。有些文学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给自己治病，还给一家老少开方，结果也会留下一些手误；除非有了难缠的疾患，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医生的。也有的文章高手与医家是密不可分的朋友，他们交往密切，互通有无。像一些出家人，居士，常常也是探究钻研医术和养生的高手。那种清寂的生活既有利于养生，也有利于思辨，于是就出了文章，也出了草药方剂。苏东坡自己琢磨出的药方不少，烹调的窍门也有一些，与一些官场朋友来往唱和，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与。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付予。

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词汇即是众生，结构即是组织形式。阴阳关系，辨证施治，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传统文化中，中医、文人、官吏，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开的，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的。

一个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简单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计其余的片面化，都不是好医家的特征。文章有启承转合，有逻辑的周密，有文气文采，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好文章与大地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现在的一些文论，即便是谈诗论艺的，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没有生命的肌理脉动，也没有人性的温热。像古人的以诗论诗，品味和欣赏，中医把脉式的思辨和感知，现在已经极其罕见了。

好中医的缺失与好文章的缺失，在步调上其实是一致的。如同医家表面上的深刻化和逻辑化，实际倒是一种简单和粗陋；至于一些手术器械的强求和使用，对于文章的肌理只能造成破坏和割伤。中医对于卫气营气、任督二脉的理解，运用到文章里也是一样。现在的时髦文章则完全不讲文气，只想学点西方的理论皮毛，搞出一套机械的浮浅的临床论证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