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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查找姚文元档案，倒还方便一些。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成为我排定姚文元年谱的依据。

一边查“文”一边找“献”。我东奔西跑，采访知情者。我发觉，“献”往往比“文”更重要。

知情者一般分三类：一种是他什们的直系亲属或有牵连的人，最难采访。他们往往最知情，却不愿详谈。总是谈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在这样的人那里，我常常只能核对一些事实。慢慢熟悉之后，也能了解不少珍贵史料。

另一种是受迫害者，能够很热情、很尽力地给予帮助。

还有一种是无牵连者，一般知情不深，愿说。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一些背景材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聚首，与我交谈。他们认为大家一起回忆，可以互相启发，互相校正。那是一个星期天，几位老同志都应邀赶来。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又生动、又详细，远不是档案上的记载所能比拟的。他们的大力支持，使我深为感动。我把那天的录音磁带，作为重要史料保存。

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们，也给以可贵的支持。有几位“老总”，与姚文元长期共事，以至是多年的邻居。如《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的翔实的回忆，同样是很重要的史料。

一些老作家、老诗人，回忆了半个世纪前的姚蓬子的往事。施蛰存谈笑风生，讲起姚蓬子种种为人之态。王若望的回忆中，谈及很重要的一件事，即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五十年代是怎样开始勾结的。王若望所讲的情况鲜为人知，又是他亲自经手的，是第一手的材料。

为了弄清“杂家”事件始末，我拜访了深受“姚棍子”迫害的罗竹风；为了弄清“德彪西论战”的前前后后，贺绿汀对我谈了他与姚文元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查明《评新编历史后〈海瑞罢官〉》的出笼经过，《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有关负责同志谈及了许多内幕…·

上海某大学的许多老师，目击了姚蓬子在“文革”中的“精彩”表演；里弄干部们了解姚蓬子与姚文元之间的来来往往；姚文元曾工作过的几个单位的同事，也颇知情。我一一前往请教，采访。

我终于找到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成员，找到审查过姚蓬子的公安人员，还找到“作家书屋”当年的店员……

我曾笑称我的写作近乎“外调”，简直成了“专案组”一般。我细细研读了当年关于调查姚氏父子历史情况的中共中央文件。我的采访，几乎不放过文件中提到过的线索，不论这些知情人在上海还是在外地。

我从那张留存在姚蓬子档案中的目录上，注意到一个原中统局负责人的名字。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他。他已是九十五岁的老人，却有着惊人的记忆。他谈了徐恩曾的身世，谈了费侠的叛变经过，谈了《扶轮日报》是怎么办起来的，谈了姚蓬子的叛变情况……他的这些“献”，很多是“文”中从未见过。

姚蓬子在南京的情况，当然，丁玲是最了解的。在一九八五年夏，我去北京。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必须采访她。她当时很忙，但她告诉我，已经写了回忆录，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为了节省她的时间，凡是她的回忆录中已经谈到的事，她就不重复了……我一直期待着读到她的回忆录。我终于读到了她用生命的最后岁月写成的《魍魉世界——南京国居回忆》，她用她的笔，为后人勾画了当年姚蓬子的可耻形象。

传记文学的大厦，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事实的地基上，我经过反复“外调”，才进入写作阶段。

姚氏父子的身世，其实也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的缩影。这样的人物，有深度，有跨度，需要作者能够有相当的驾驭史料的能力。我不得不去读许多有关的史著，在弥补自己的不足。最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准确。如实地掌握笔下的分寸。尽管姚氏父子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在写作时仍需要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态度。就拿姚蓬子来说，在被捕、叛变之前，他是左翼作家中的一员，他的作品确实具有进步的倾向……当然，在他反水之后，那就完全成了敌人营垒中的一员。不过，他的内心之中，也充满深深的矛盾，他是在极度的隐痛中过着他的“文化掮客”生涯。没有一个叛徒，是真正幸福的。

传记文学与小说一样，同样需要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不过，小说属“合成材料”，作者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传记文学却属“天然材料”，必须依据人物的本来性格加以刻画，比起小说来，“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