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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第七章　文坛恶棍

“双喜临门”

《录以备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脑海中的美好印象，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化为一纸调令：姚文元不再是从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借调到《萌芽》杂志编辑部，而是正式调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六月一日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柯庆施一回到上海，当即决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创办理论半月刊，取名为《解放》，于七月一日创刊，任命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为副总编，周原冰为编辑部主任。柯庆施点名调来姚文元，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从此，姚文元成为柯庆施“直辖部队”中的一员，消息益发灵通了，跟张春桥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柯庆施有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姚文元常有机会出席这样的小会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断记下柯庆施的话，揣摩这些信息，加以延伸，加以发挥，便变成姚文元的文章。轧苗头，看风向，已成为姚文元的写作秘诀。

政治上的得势，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在中共上海卢湾区委挨批判时那样窝窝囊囊，再也不用在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赢得了金英的爱情。

一本又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不断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书，仿佛一颗砝码，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

一九五七年六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书——杂文集《细流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杂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姚文元的第三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本小册子——《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成为姚文元的第四本书。

离香山路不远的思南路八十五号，变得热闹起来，贴上了红色的“喜”字。

自从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难得露面的姚蓬子，也穿上一身新衣裳，和妻子一起前往香山路，步入儿子的新房，表示祝贺。

姚文元经历了一番“苦恋”，终于结婚了。新娘便是金英。

为了庆贺与金英的结合，姚文元取了一个笔名“金兆文”。“金”、“文”的来历都很明白，那“兆”则取自“姚”

姚文元“双喜临门”了。他，“羽翼已就”，要“横绝四海”了。

讨伐文坛老将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疯狂。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手中拎着棍子，战绩“辉煌”。

过河的卒子吃老将。姚文元所征所伐已是那批建树丰功的老作家。

冯雪峰，当他担任左联的中共党团书记时，姚文元才出生。冯雪峰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去世时丧事由他主持，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样的革命前辈、文坛老将，姚文元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姚文元用从笔尖流出的墨水，往冯雪峰脸上抹黑。那些话语，非常刻毒：

“冯雪峰从他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指导他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顽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