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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

第四章　望子成龙

精明的投机商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象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批人马从重庆涌入上海，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也东迁了。

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莲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姚莲子独自先来上海打天下，周修文、姚文元和妹妹留在重庆。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的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象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于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的，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汗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在重庆中学上学。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那时的姚蓬子已没有半点“诗人”气息，而是散发着满身铜臭！

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给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象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板。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