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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真好，一面劝适嫂息怒，一面还为孟翁解释困难”（1936年2月18日星期三）。矛盾继续演变下去，过了一个多月，“今天孟翁有信寄适兄嫂，所言欠款改到今年还，力难做到。因此适嫂和适兄又吵嘴，吵得比前一次厉害。我既听见不得不去解围。适兄的脾气诚好，适嫂似不能体谅他。适嫂要我做中人，她以后家不管，每月要适兄给她二百元；如要她管家，就非六百元不可。我亦不敢答应做这个中人。”（1936年3月24日星期二）4月25日汪孟邹寄快信来，“内附给适嫂一千五百元借据一张，限期今年十二月一半并利息，明年四月还一半利息。”江冬秀还是不满意，继续穷追。江冬秀吵得实在太厉害，胡适大概只好躲进卫生间刷牙，把牙刷搅漱口杯的声音弄得很响，以图耳根“清静”。这场争执不知以后如何，不过到了7月份，胡适离平赴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去了。到了1937年，江冬秀使出釜底抽薪的一手，逼胡适将他在“亚东”出版的所有书稿，都提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将胡著《藏晖室札记》版权抽出，卖给“商务”。这对面临严重困境的“亚东”无异是雪上加霜了。江冬秀不是不知，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靠了汪孟邹的“亚东”，才使他文气与名气如虎添翼，而今她为什么如此做绝，仅仅是为了拖欠的版税吗？有专家认为，江冬秀是为报“一箭之仇”。20年代初，胡适、曹诚英烟霞洞之恋，汪孟邹是全力支持的；亚东图书馆也是这对恋人幽会之地；1934年曹诚英赴美留学康乃尔大学前，还在“亚东”小住一段时间……尽管江冬秀办事大气，但究竟妇人肚肠。

不过这仅是江冬秀处世的一面，维护自家收获能不精明吗？另一面是待人接物，他与胡适可说“夫唱妇随”乐助慷慨，气派豪爽。章希吕则感同身受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因去年吾父六十六大庆，遥遥数千里，不能急归，拟在北平为吾父购一件皮筒……前几天我问适兄嫂皮货店何家为最货真价实，拟为吾父办皮筒之事告之。乃今天适兄嫂以四十元去买了一件来赠。退辞再三，而适兄嫂之意甚坚，只得收入。想我来平数月，适兄嫂相待之厚，已感不安。今天以贵重之物相赠，诚令我不知何以为谢。”　（1934年3月5日星期一）

两做月老误两家，一部自传留人间（1）

江冬秀处世行事确乎有些特立专断，在家没有问题，有丈夫的忍让和包涵，大事化小，有时竟因此办事出色有成绩；在亲友间，因为一意孤行，往往好事办坏，酿成苦酒或悲剧。

江冬秀的能耐终于有了机会走出“家门”。1927年冬，胡适的三嫂在离上庄只有二三里的曹家湾相中了一块土地，去函询问胡适可否作坟地买下来。当时胡适的先父母胡铁花、冯氏都“暂厝”，尚未“入土为安”。胡适访欧美长途跋涉，归来不久，正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前夕，就去信上庄，委托他年龄相仿的族叔、志趣相向的总角之交胡近仁，请他实地踏看下，只要“干爽”，就代他拍板购下，因为他坚决反对“风水”那一套迷信。购了坟地后，他无暇南下，就派妻江冬秀前去老家，直接指挥施工事宜。当时的中国社会，大户人家筑墓敬祖是件大事，一个识字无多的家庭主妇能承担起这一重负吗？胡适想乘此考验下江冬秀。当然一切都由胡适遥控操纵，比如所有开支费用，他或托在上海做生意的本家兄弟胡卓林汇到旌德石恒春中药店，或由上海“亚东”汇款，再不然可向屯溪的交通银行支取。甚至运棺材的水客也安排好了，先预支60元，到上庄后再付60元。胡适还聘请了乡友、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程士范专程来上庄，为祖坟做工程设计。定下图样（四穴）后，胡适去信重点关照：“千万不要请什么风水先生。如果六婶七婶要请风水先生，只好让他们去葬祖父母，我们大可以不管此事。”（致江冬秀，1928年2月20日）这一切，江冬秀都一一照办了。她雇请石匠鲍春华一伙采运花岗石，凿墓碑，设祭坛、石桌、石凳，历时数月。这年的六月中旬，胡适将三块墓碑的碑文寄到了。墓碑是请郑孝胥书写的：“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按：祖父母）　、胡公传及其续配冯夫人（按：父母）之墓”。墓铭是胡适撰写的：“先人有训，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唯吾先人，实践斯言。不怍于人，不愧于天。群山逶迤，溪水清漪。唯吾先人，永息于斯。”铭文之后，胡适又撰书两行：“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妇冬秀。”胡适把祖坟筑就的大功归于江冬秀。事实证明，干事务性工作，妻子确是十分能干的，于是他在给她的信中称赞道：“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