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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这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论文，是跟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紧随发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直白——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打出“文学革命”大旗后，“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已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语）。退路没有了，必得背水一战！胡适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完充满（笔战）硝烟，也最有成效的1916年和1917年新春。还有，他和异国女友、中国留学生才女的感情春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博士学业，1916年8月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至翌年4月底，历时9个月完成，中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当然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英文题《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　in　Ancient　China》，约9万字。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5月27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有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Professor　D，S，Miller

Professor　W，P，Montague

Professor　W，T，Bush

Professor　Ferderich　Hirth

Dr，W，F，Cooley

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

吾之“初试”（按：即获得博士候选资格考试）在前年（按：应是1916年）十一月，凡笔试之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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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5）

杜威教授参加了主试，但6位哥大资深教授主试官中，只有汉学教授夏德先生懂汉文（胡适副修夏德汉学“丁龙讲座”，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典籍的深邃，汉学上或许到不了胡适这位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但根据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博士论文答辩之后，须按主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尚须交100册副本备档，手续齐全后，才可以参加博士衔授予仪式。胡适当年没有时间等着戴博士帽，因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就相中了这位尚没谋面的“千里马”了。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率直陈之。

陈独秀这封信，是他1916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立刻代表蔡元培校长写去给胡适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1月1日。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坦率，既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这两位“神交颇契”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