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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囊遗银于1897年建造的，之后不久，胡家兄弟分家析产，房屋完好保留，如今也是三个朝代的百年老屋了。

我们穿过一个浅浅的天井，便进入前厅堂。厅堂正中上方，悬有一块沙书“胡适故居”匾额。匾额之下，挂了一轴上海画家叶森槐绘制的中晚年胡适肖像的中堂，胡适戴了眼镜，身穿深色西服，打着领红黑相间的领带。中堂两旁，是著名美术家钱君匋1987年书写的一副对联：“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此联原为胡适1933年所撰。此联背后

，有一段他们53年前在沪杭列车上相遇的故事。笔者1995年在浙江奉化溪口宾馆采访钱老先生时，承他告诉：1933年，我从硖石（海宁）上火车到上海去，不意在车上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相遇了。我恭恭敬敬地叫他“胡先生”，他也很客气地回答。他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因此我们竟也谈了一阵天，下车时，我叫来“红帽子”提我们的行李。胡适笑笑说：不用了，我在美国读书，下火车都是自己拎箱子的。我听了十分感动，几乎热血滚动全身。道别时我大胆提出求字要求，他答应了，说回北平后寄给你。后来果然寄来了，就是这幅对联。可憾的是“文革”时被造反派毁掉了，现在我补写，挂在“胡适故居”，以慰先生昔日对我后学的扶掖和鼓励。中堂、对联之下是一张布满岁月痕迹的搁几，上置一口指针停在6时30分的自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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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村，踏访胡适故居（2）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5分逝世）。程法德先生说：，搁几上原来还有一对花瓶、帽筒——花瓶为紫红色土瓷制作；帽筒为直隶总督张之洞所赠，烧制有张氏的题款手迹。搁几之下便是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桌上有块大砚台和一锭微墨，都是黄山的特产，应现在展方人员加上去的。家具估计是原物，都非花梨木、红木等高档木料，可见胡家当年的经济状况。左、右板壁，展方悬挂了一些镜框，计有：“胡适传略”、“胡适直系近亲简介表”、“胡适家世源流直系图”、“胡适兄弟子侄简介表”等，特别是一幅手书的胡适诗《希望》（1921），令我趋近，吟读一遍——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我登时联想到台湾“校园歌曲”中的《兰花草》，轻声哼了起来：“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的花过时，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移花入暖房，朝朝频不息，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满庭花蔟蔟，开得有书香。”后者唱遍了海峡两岸，当代校园青年，可知《兰花草》脱胎于半个世纪前“五四”大白话诗人胡适的《希望》。

带着兰花草历世七十又二年的胡适博士终于飘然而逝，但留在他故居的兰香依旧绕梁。不是么，十扇门窗的木雕兰花（平底浮雕）招人驻足。那是出于同村坊胡开文墨庄杨林樵子先生的刀刃。虽然是展方的布置，倒也补充了“胡适故居”的书香氛围。

前厅左、右两间，当年因分家，分别析给胡适冯氏母子和老二嗣秬（绍之）。现在右间和东西厢房里陈列着海内外胡适研究著作和有关书画条幅；左间，则为1917年12月30日胡适、江冬秀完婚的新房，里面陈列着一架雕花大木床，床头挂着一把铜剑（这是很普通装饰，我家旧时也这样），卧室内还有一张四仙桌、一张三屉桌、一口大衣橱，大概是原物吧，均已油漆斑驳。地面铺地坪，窗户高窄，颇有阴湿感。

穿过第二进天井，我们来到后厅。据程法德先生告诉，这里才是这家主人——胡适四兄弟两姐妹的家长冯太夫人起居落座的地方。当年大梁上悬挂着光绪皇帝追封的“三品恭人”的一道诰命，是一幅盖有朱红御印的黄缎子。由于有黄帝的圣旨在上，一般有官衔的亲友来访，不敢坐上座，只能忝列两旁坐椅上。按绩溪习俗，至亲中女婿为大，程法德父亲程治平则是大房嗣稼的女婿，可谓“资深女婿”了，他来到这间厅堂时倒是可以坐上座，胡适母亲冯太夫人则坐在一旁的坐椅上，手捧水烟筒，陪着与这位孙女婿谈天，而胡适的二嫂及侄辈只能在一边侍立。历史烟云飘过后，这种规矩当然没有了；那道圣旨也不复存在了。现在后厅最显眼的是高高悬挂着的一块红底金字匾额“持节宣威”。这是1941年仲秋，为庆贺时任驻美大使胡适五十华诞，由绩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