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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⒓崾匚浯蟆Ｈ袈劾�肺侍猓���⒁�攘砹轿桓丛拥枚啵��唤龀錾碛谝还偕鹬�遥�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学院院长、教务长。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他当官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因而受到蒋的器重。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之职，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蒋不允。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4）

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

杨端六一边在武大执教，一边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1956年又加入“民革”。

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两年。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

袁昌英有一儿一女。长女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烙进年轻人的意识。杨弘远终于作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以示决裂。两年后袁昌英摘帽了，杨端六的专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姐姐杨静远的劝说下，杨弘远搬回与父母同住。然而，天伦之乐是那样短暂，随着1966年“*”的开始、杨端六的去世，杨弘远再次与母亲划清界限，而且彻底地决裂了。社会、时代的悲剧，酿成了家庭的悲剧。责任当不在个人，但实在令人痛心。

杨端六是幸运者，1966年9月5日病逝，逃过了“*”之劫。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这位人们“视界外的大师”真正地销声匿迹了。

是时，袁昌英已72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里，孤灯冷灶。女儿在外地，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的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度日如年。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书写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听分辩，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1969年秋，*“第一号令”发布。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离开武汉。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和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了她生活了40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分子”，把她看做是远道而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是榜上有名的，不时被通知要参加农村“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少不了要写思想汇报。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5）

袁昌英到乡下，带着许多工具书，本想重译《莎士比亚全集》，可是她身心疲惫至极，实在力不从心了。她用女儿寄来的生活费订了两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