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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之后保持不变。为此，就要将立法会从港督的咨询机构变为代议机构。一九八五年六月立法局通过了《立法局（权力与特权）条例》，赋予了立法局一些绝对的权力，与此同时推动立法局的选举，进行政权移交。

港府的代议制改革及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极大地刺激了香港人的政治热情，各种论证团体纷纷成立。七十年代香港学生运动中的“社会派”成为八十年代民主化运动的中间力量。如果说一九八五年的功能选举选民是七万人，但只吸引到两万五千人投票，那么到了三年之后，立法局选举就不再是功能议席的数量，而变成直接选举问题。中英谈判时期香港人在主权归属上发生了“还政于中”与“还政于民”争议，现在面对一九八八年直选问题，很快演变为“民主回归派”与“民主拒共派”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导致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关于特区政体的设计（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

英国政府必须赶在基本法制定之前推动香港代议制改革才能在基本法的起草中利用“衔接”问题影响基本法的制定。然而，“衔接”问题是一柄双刃剑，英国政府可以利用它来制约中国政府关于基本法的制定，可中国政府也可用它制约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其时，苏联在新思维下进行民主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加速，中美之间处于政治蜜月期。在这种背景下，中英之间要坚持相互合作和平稳过渡。港英政府也因此否决了原定一九八八年开始立法局直选的计划，提出在合作前提下于一九九一年开始直选议员，而且直选议员的数目与基本法的规定实现了“衔接”。然而，一九八九年东欧事变以及紧接着出现的苏联解体，整个冷战似乎以西方世界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个背景下，英美改变了对华战略，中国似乎成了西方世界实现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后目标，而香港就成为首当其冲的主战场。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日，就在彭定康出任港督前二十天，英国上议院摩斯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题为“香港之未来”的研讨会。与会发言者包括英国议会和外交部中负责香港问题的官员以及学者和专家。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侯威尔在题为“英国与香港：外交政策目标”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一九八九年之后整个世界的情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英国统治下香港的局势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我认为我们需要将一九八四年所有的措辞加以修正。我并不是指要改变基本法中的细节，改变它的文字，我是指改变语气，改变有关一九九七年所将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措词。……香港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与周围其他地区的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的国家。然而，它有自己的见识和声音，有权利表达它的见识和声音，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彭定康抵达香港履新时，不仅须认清与赞许一切审慎的民主运动，而且要带头推动这些冲劲。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指他必须逐渐让香港民众参与香港的治理工作。我是指他必须以明智而不具挑衅性的方式重新讨论香港立法局选举的民主时间表。我认为，由于世界情势的进展，这些情势将有进行的必要。（《香港之未来：伦敦研讨会实录》，台北，一九九二年，12页）

这段演讲再清晰不过地预示着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如果说整个八十年代，由于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处于主动态势，那么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扭转原来的被动局面，〖墨斋小说：。。〗采取主动攻势，把香港理解为“国家”，通过政制改革的民主化运动，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就是彭定康推行激进政改方案的政治实质。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政府一改委任殖民地官员或外交部官员出任港督的传统，委任在英国下议院选举中失败的保守党党魁彭定康担任最后的总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彭定康抛开港督的传统政治风格，以一个选民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香港市民的面前。因为此时，香港已不仅是英国的殖民地，更主要的是英美选作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的试验场，成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试验场。

一旦明白了英美的政治目的，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彭定康把动员和塑造香港民意的支持看做是头等重要的政治大事。道理很简单，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高，他与中国进行政治赌博的筹码就越大，其结果造成香港内部的社会分化越大，香港与内地离心程度也就越大。英国人撤走之后，自然在中国内部播下了分裂的种子。而在英国政府看来，只有彭定康这种老练的民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