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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的形成和清政府实行的军事政策不无关系。

因为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所以后来的历代朝廷都采取措施，各省兵权、财权、行政大权统归中央，这样弊端渐渐暴露出来，一旦遇到战争，临时派去的指挥官、各地抽调的军队直接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斗力自然大大被削弱了！在这种制度下，八旗、绿营也难逃厄运，再加上*，打仗不败才怪呢。

针对这种现状，曾国藩不顾大清的法律，在团勇内部对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首先，在招募新兵方面，曾国藩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德”放在了首位，其次要求士兵要忠恳、质朴、身体健壮。如果品德不好，就是有再好的身体素质也是白搭。

所以，山村朴实无华、老实巴交的农民成了他的首选。这种乡下人一旦认定了主人，就会终身心甘情愿地为主人卖命，曾国藩的湘军需要的就是这些忠诚的人。

而对于那些散兵游勇和油腔滑调的小混混，一概不收，因为这些人品德不好，今天可以为你效力，明天没准就成了你的敌人，在他们的脑海中就没有忠诚二字，再说，这些人很难管理，还爱招惹是非，引起争端。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啬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他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所以，在选拔军中带兵之人时，除了能吃苦、不怕死、不势利、有管理才能外，他更看重的是“血诚”。

忠诚是一个士兵最起码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忠诚，就不配当一名士兵，更没有资格当一名军官了。一个不忠诚的人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在你身边爆炸，试想，如果让这样的人带兵，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所以，湘军军官大多是外表木讷，而心志高远，没有沾染当时浮华社会风气的血诚书生，曾国藩认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给军队带来一种全新的风气。另外，所选将领除血诚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

75。抓住契机变革军制2

其次，在军制方面，晚清时期，绿营军采取的是世袭制，捧着金饭碗吃皇粮，过着安逸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没有了积极性，绿营军*堕落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曾国藩要彻底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优胜劣汰，行就上，不行就靠边站。既带动了兵卒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为了消除绿营兵在作战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导致军心涣散的弊端，曾国藩在建立湘军之初，即实行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勇丁们受到营官挑选的恩德，如同受到私人恩惠一样，一定会忠心报答，打仗的时候就会共生死，同患难。

这样，湘军在体制上形成了浓厚的家族化色彩，一级服从一级，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带有很强的儒家文化色彩，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另外，针对当时清王朝军纪败坏，民间甚至有兵不如匪的情况，曾国藩在一开始就制定了严厉的军纪，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明令湘军禁止吸鸦片、赌博，一度连喝酒划拳都在禁止之列。

在吸取了武昌战役的教训以后，曾国藩在练新军的时候，还特别注重了军队内部的团结。

如果一个团队的力量不能集中到一起，就犹如一盘散沙，这个团队自然也不会太出色。一个团队只有团结到一起，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会取得成功。

人心齐，泰山移。军队内部同样需要团结一致。

所以，曾国藩常常苦口婆心地向士卒讲说团结的重要性，告诫他们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然，他也向士卒讲说做人的道理，要他们勤于操练武艺，在国家危亡之时建功立业等思想，像他这样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在历代的名将中也是少见的。

还有，曾国藩为湘军规定的饷章与绿营军相差极大，他认为良将精兵是国